第1篇：社区矫正调研报告
关注社区矫正
创新社会管理
——对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的进步。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需求下，在群众工作路线的具体实践中，在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下，如何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执法规范化、管理社会化、教育人性化，对于构建“和谐**”、“平安**”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近期，市委政研室、市司法局联合对全市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情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立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自2007年推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我市始终坚持“夯基础、重创新、求实效”的工作思路，结合我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依法规范运作与管理，积极探索出了社区矫正工作新经验新做法，走在了**市前列。截止2013年7月底，全市累计接受各类社区服刑人员1264人，按期解除矫正869人。目前，仍在矫395人。在矫期间，无一例因脱管漏管而重新犯罪，矫正工作成效明显。六年来的社区矫正实践，着重把握好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理顺关系。社区矫正工作是项系统工程，只有各成员单位切实做到密切配合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才能真正形成工作合力，将各项矫正措施落到实处。**市在具体实践中，把握好了两个方面
1 关系。一方面理顺横向的协同合作关系。在多年的实际操作中，市公、检、法、司四个主要成员单位逐渐摸索出一套协调的工作机制。要求各单位在严格履行组织实施、判决裁定、依法监督和刑罚执行职能的同时，各部门在交叉执法过程中必须坚持积极沟通，力求配合默契。如法院在审判前，会委托市司法局开展审前评估，并认真采纳评估意见；司法局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管理中也积极邀请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监督和支持。另一方面理顺纵向的业务管理关系。《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了“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明确了司法局和基层司法所在矫正业务管理中的指导与隶属关系。2012年7月份，市司法局成立了社区矫正联合执法大队，负责全市的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工作。今年4月份，市委、市政府批准了司法局对基层司法的“三权上收”，实行完全垂直的管理方式，进一步理顺了社区矫正的业务管理关系。
二是规范执法。在市司法局的牵头协调下，各部门紧紧围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个核心，全面抓好了衔接接收、监督管理等工作流程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社区服刑人员报到、会客、请销假、迁居权利行使限制等工作制度，统一规范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工作环节，加强社区服刑人员档案和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档案管理，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力求创新。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在我国仍然属于新生事物，积极探索、力求创新是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走向良性运行的重要动力。在创新工作理念上，针对我市基层司法所干
2 警不足的现状，市司法局积极更新观念、创新思维，在宽严相济的的工作理念指导下，按日常表现情况将社区服刑人员分为宽松、普通和严格管理三类，实行区别对待，对部分家庭条件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尝试特殊帮扶，体现人性关怀。在创新管理手段上，我市在**地区率先尝试使用社区服刑人员GPS手机定位系统，及时掌握部分严格管控对象的行踪，并作出反馈。同时，市司法局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在金神镇一园林企业建立社区矫正教育培训基地，对在矫人员进行定期集中开展职业培训、公益劳动和法制教育，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安臵帮教过渡性安臵基地，目前各项尝试已初见成效。
二、当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社区矫正这种社会化、人性化的刑罚方式加速了罪犯的再社会化进程，有效降低了刑罚执行成本和犯罪人员再犯罪率，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我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矫正环境方面，社会认同与群众支持不足。从全市的社区矫正推行情况看，无论是价值理念取向还是社会意识接纳方面，都没有很好的环境支持，矫正工作缺乏必要的社会群众基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群众认为罪犯就永远是“坏人”，损害他人危害社会，所以关押、重罚是“最解恨”的处理方式，认为监禁是理所当然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对“坏人”的迁就和放纵，是对被害人的不公平，是对社会的不负责，甚至对社区服刑人员产生“恐慌”和“抵触”心理，敬而远之，更遑论日常工作生活中帮助支持矫正工作。在这种认知环境下，非监禁的社区矫正思想很难引起民众的共鸣，缺乏公众基础，加上我市大多数农村地区社区承载力偏低，
3 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功能大大削弱。
二是矫正对象方面，法律意识与思想认识淡薄。社区服刑人员在思想状态、认罪态度和再次危害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部分社区服刑人员会认为执行日常矫正管理的司法局（所）缺乏强制力，对执行机关的监管行为心存抵触，不服从监管改造;有的社区服刑人员认为自己犯了罪，没有脸面继续在居住地抛头露面，想尽办法逃避监管;还有的矫正对象迫于生计，外出务工，以致不能按时报告活动情况、数月不交思想汇报，甚至不请假外出，脱离监管。
三是矫正执行方面，强制执法与重新收监困难。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配合实施，司法所具体执行。由于《社区矫正法》还在研讨之中，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处于“责任很重、依据不足、手段不硬”的状况。当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重新违法犯罪需要抓捕时，只能依靠公安部门执行。对不服从日常管理，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收监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认定，收集证据更是困难重重。缺少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规，强制力不足，从根本上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四是矫正力量方面，专业队伍与经费保障缺乏。目前，我市15个基层司法所警力普遍不足，多数司法所仅配有1名干警，他们需要承担普法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安臵帮教及综治维稳等多项职能任务，人手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运作。在经费保障上，我市从2011年将每年8万元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按照现有的在矫人员规模，每名罪犯的管理经费仅 200元左右，与省政府规定的年人均管理经费2000元的标准相
4 差甚远，难以维持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经费的需要。
三、多维视角下完善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社区矫正制度是当前刑罚社会化和人性化的集中体现和必然需求，只有紧随社会管理创新步伐，及时更新工作理念，积极夯实群众基础，才能进一步激发社区矫正工作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环境来看：
一要变“管控”为“管理”。从“管控”到“管理”，表面看是一字之差，实质上是从“控制得住”到“管理得好”的理念革新。实现这一转变，要增强人力保障和财力投入。人力财力不足是调研中被提及最多的问题。从管控到管理将意味着要做更多、更深入、更细致的工作，就要求从人力和财力上予以保障，以投入成本的增加来换取矫正者再次犯罪的社会成本的降低。实现这一转变，要探索部门善管和矫正者服管的体制机制。逐步摒弃原有“监控-维稳”的管控理念，积极探索建立政府管理、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相结合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调研中，基层司法所提出可要求矫正对象交纳“社区矫正保证金”，从而对不主动积极服从管理的矫正人员有一定的惩戒手段。
二要变“对接”为“链接”。我市公、检、法、司等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联动格局中基本做到了“无缝对接”，但在社区服刑人员动态信息共享方面，还没有做到“实时链接”，这容易导致社区服刑人员再犯被公安机关逮捕时，刑罚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却不知情。实现这一转变，迫切需要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平台，整合档案管理、矫正操作、工作审批等社区矫正工作日常管理内容，真正的推进部门间“工作对接”向“信息链接”转变，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全
5 天候在线”。
从群众工作路线的具体实践来看：
一要变“抵触”为“接触”。群众是服刑人员的“监督者”，更是社区矫正活动的“参与者”。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参与，紧紧依靠群众支持，社区矫正工作才能真正的接“地气”、显成效。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社区矫正的法制宣传工作，促进公众法治理念的转变，理解和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理解和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要在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力求群众参与，在审前评估阶段要充分征求和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在矫正日常管理中积极邀请社区群众参与监督，在整个社区营造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与帮扶氛围，培养社区居民对矫正管理的主动参与意识，变平时“抵触”为主动“接触”。
二要变“来访”为“走访”。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执行者，更是帮扶者；矫正的对象是服刑人员，也是一名“特殊群众”。这就要求刑罚执行机关用新时期群众工作方法来进一步提升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能力与水平。要在社区服刑人员“定时来访”报告情况的同时，主动“登门走访”，及时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与困难，从而拉近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距离，营造和谐的社区矫正氛围。
从以人为本理念的时代主题来看：
一要变“服从”为“服务”。受传统理念及维稳、防脱管等因素影响，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一般更重视监管，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只能是被动的服从。然而，对于一些因犯罪而导致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陷入贫困的社区服刑人员，维持生计将成为其在矫期间面临的首要问题，往往也是导致其不得不暂时“脱管、漏管”现
6 象的客观原因。对于这类矫正对象，积极探索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创业就业基地”，协助其在本地解决就业问题，比加重监管更能有效转变其思想观点，更能促使其主动配合矫正工作。
二要变“关注”为“关怀”。思想上的教育、心理上的帮助和日常矫正监管是社区矫正的三大功能。对于社区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众，在社区中将会被更多的予以关注，但是对一些社区服刑人员特别是青少年矫正对象，思想与精神上的关怀比关注更为重要。在矫正过程中，要积极关注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及时为部分情绪消极、容易动怒甚至仇视社会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健康心理治疗服务，协助他们学会调节自身情绪，缓解社会压力，切实改变长期关注为日常关怀，让其真切的感受到思想和心理上的支持，转变自身思想认识，以便高质量的完成矫正任务。
第2篇：社区矫正调研报告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是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了解县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从2009年12月23日，我院与县司法局社区矫正部门相互配合，对被我院判处非监禁刑的部分罪犯进行回访，同时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情况
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县建立了社区矫正组织，成立了以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公、检、法、司等部门领导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司法局，由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在司法局内设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截止目前，我院共审结非监禁刑事案件29件32人（其中本辖区内9件11人），我院及时将执行通知书、罪犯结案登记表、判决书等法律文书都送给县司法局（即县社区矫正部门），并收到社区矫正部门调研报告2份，现在在我辖区社区服刑的矫正对象思想稳定，人心思进，预计能够尽快地融入社会。
二、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衔接不够。被监管人员的法律文书不能及时送达。调查发现，本地法院和外地法院判决书送达时间均有滞后现象，特别是由外地法院判决的，被监管人员回来后，有的一年多了，我们基层政法单位依然不能掌握。因此在衔接关节上造成脱管现象的发生。
（二）管理脱节。作为直接管理被监管人员的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也提出公安事务繁多，难免有顾暇不及的地方，对履行监管职责缺乏相应指导；政法部门的协调也还不够密切。(1)在对监外执行条件丧失的情况下，如女犯哺乳期满，生病犯人病愈之后，再行收监环节无人管。尽管被监管人员无犯罪行为。但这类人长期无人管会导致思想上产生误解，认为已不需再负法律责任，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擅自离开原住地，致使不能及时收监执行。按规定应作为脱逃犯处理。(2)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被监管人员管理较难，由于此类人员的主刑已满，不存在再行收监的方法手段，这些人员不再遵守每月一次思想汇报、定期到派出所报到的规定，此类行为最高处罚可为治安拘留。
（三）程序不完善。公安机关接到有关部门的法律文书之后，须对被监管人员的罪行、期限、应遵守的规定在其居住地内向居民张榜公开，以便群众监督。但当被监管人员监管期限届满后，没有一纸法律文书，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来宣告执行届满，体现不出法律的严肃性、完整性。
（四）在执行法律法规上不够严格。如按有关法律规定，
被监管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在其住所地以外的处所夜宿；对未经批准擅自外出或超过许可的时间，其外出期间或超过许可的时间不计入执行期，扣除的执行期、由执行地公安机关在其法律文书上注明，加盖公章，并通知本人。但具体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放松，有时甚至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三、下一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领导。成立县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指导和
协调社区矫正各项工作。工作委员会由县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财政、工会、团委、妇联等相关部门组成。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县分
管领导担任。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
（二）明确职责。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多个部门，因此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人事、财政等部门要依法切实履行各自职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尤其在各个工作环节的衔接上一定要紧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三）规范程序。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建立和
完善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规范送达、接受、登记、建档、制定矫正个案、监护、考核、奖惩等工作程序，
使各个环节的工作有章可循。要建立例会、请示报告、档案管理、学习培训、检查监督等各项工作制度，保证矫正工作的有序进行。在具体执行中，应将法院、检察院每年对“五类”人员的回访考察结合起来，综合对该矫正对象的评估，记录在案。结合其表现，可以考虑对其减刑建议，由有权减刑机关裁定。矫正人员执行期届满，建议统一发放书面文书。假释、监外执行由执行地中级法院制作，交本区司法机关送达矫正人员手中，并在社区张榜公布。其他几类由司法行政机关制作，送达矫正人员手中，并在社区张榜公布。对矫正期间表现不好，符合收监条件的应由劳改单位及时收监，缓刑犯又犯新罪的人，由公安机关侦察，检察院起诉，法院予以数罪并罚收监。
（四）人民法院的主要工作。
1、要严格按照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依法充分行使非监禁刑刑罚措施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
2、在处刑上，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作为判处非监禁刑的重点对象，实施社区矫正；
3、在判处前，摸清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家庭、学校是否具备监管能力，是否愿意接受社区矫正，并写出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由被告人、法院、矫正办各存留一份；
4、在审理判处非监禁刑案件的人员中，要加强对这类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教育其自觉接受社区矫正，
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早日融入社会。
第3篇：社区矫正调研报告
汝阳县司法局
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2010年，我县被洛阳市政法委确定为社区矫正试点县，
县委政法委、县司法局高度重视，积极安排，多次召开公安、
检察、法院、司法等部门参加的社区矫正协调会议。成立了
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汝阳县社区矫正工
作实施方案》和《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办法》，明确了
公检法司各单位的任务及相互之间配合的要求。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概况
截止目前，我县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17名，95%属于缓
刑人员。我们在城关、小店、三屯、上店等乡镇开展第一批
移交工作，四个乡镇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28人，占总数的
23%。
接管的社区矫正对象截止目前无重新犯罪情况，为我县
社区矫正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二、搞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成立了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任第一副组长，县直相关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县社区矫
正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指导和协调全县社区矫正工作。
（二）建立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多方协调，与综治办、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劳动和社会保障所、财经所、民政办等部门负责人联系，使资源得到优化管理，为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便利的服务。
（三）出台文件指导具体工作
出台了《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和《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办法》。两个文件对我县的社区矫正相关制度作了细化和完善，重点解决了矫正对象衔接、矫正执行、管理监督、考核奖惩、期满解除矫正等环节和各成员单位职责的明确和相互之间的配合，并在实践中构筑协调的工作机制。
（四）统一安排部署
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试点正式启动后，各司法所在县局的领导下，在公安局派出所、检察院、检索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社区矫正对象人员信息进行了排查摸底。排查出我县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17名，95%属缓刑人员。
（五）组织学习
我们组织基层司法所长赴湖北荆门、四川郫县、成都市成华区等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比较早和比较好的省市单位参观学习，学习外地单位好的做法和先进的经验。
（六）加强宣传
社区矫正还是一项新工作、新任务、新课题，在社会上和广大群众中还比较陌生，为扩大知晓率，使社会各界和基
层干部群众认识、理解、参与和支持，通过各种媒体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大力宣传，县社区矫正办公室在县区及各乡镇发放社区矫正宣传资料。
（七）制作社区矫正工作台帐
为了便于管理，县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为每位社区矫正人员制定台账，规范了社区矫正的各种法律文书，规范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台帐，统一印制了社区矫正的各种制式文书。
（八）利用科技手段科学管理
为及时了解掌握矫正对象的实际状况和活动规律，与电信部门积极沟通，电信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司法e通管理模式，社区矫正办投资5000多元为10名社区矫正对象配备了GPS定位手机。
司法e通系统的开通，为我们向矫正对象下发通知、矫正对象上传图片、思想汇报提供了更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
三、存在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尚处于试行阶段，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工作也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衔接工作需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相互配合。
（二）全市各级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工作经费紧缺，交通、通讯设施配置还有待于加强。从事社区矫正的专业人员缺
乏。
（三）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弱，特别是学习法律及相关专业的人才较少，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相对滞后。
（四）司法行政人员的执法地位没有确定，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四、提出建议
（一）社区矫正工作是司法部门一项新的工作内容，涉及人员复杂，管理难度较大，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增加编制，配备专业人员。
（二）此项工作业务量大，工作经费应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三）省市应根据相应政策和辖区实际情况出台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和管理办法，以便更好的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有上级配发的社区矫正工作证件、服装、交通工具等。
汝阳县司法局
二〇一一年三月
第4篇：社区矫正立法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立法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经中央批准，我国社区矫正从XX年开始试点、XX年全面试行以来，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51万多人，再犯罪率一直控制在%左右的较低水平，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社区矫正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法律的支撑。XX年刑法修正案、XX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社区矫正在刑罚执行中的法律地位。XX年3月1日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是目前为止我国该领域唯一一部司法解释性质的专门法律规范。这一改革成果，促进了监禁刑执行和非监禁刑执行协调统一的新型刑罚执行体系的建立。目前，由司法部承担起草的《社区矫正法》，已经提请国务院审议，我们期待这部法律早日出台。
在立法形式上，送审稿更加注重体例结构的技术性和完整性，相对实施办法不分章节流水账似的立法体例不同，全文六十三条共分六章规定了社区矫正机构、刑罚执行、监督管理、教育帮扶几项重要制度，条文的排列和表述更加科学规范，具体规定更加全面细腻。除矫正工作流程、分类管理和公检法各部门如何配合方面规定得仍然比较原则以外，基本实现了社区矫正执法行为规范的全覆盖。在内容上，比照现行的实施办法，这部草案有以下几个突出要点。
一、送审稿规定了社区矫正机构的具体职责和执法队伍的组成及责任，赋予矫正机构部分执法人员人民警察身份。与实施办法里呈现的,县级司法行政部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职责散乱分布于各条文中的情况不同，送审稿明确罗列了其八项职责，更加体现了立法的逻辑性和科学性。规定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由人民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共同组成，特别强调人民警察组织执行刑罚。社区矫正部分执法人员亟需配备警察身份的问题，一直困扰实务界多时,这关乎执法人员的执法权威和矫正效果，本次立法就是侧面回答了执法人员的警察身份问题。但该法对社区矫正警察的法律地位和职权的规定相对还比较原则，缺乏更加细致的规范。
二、送审稿对社区服刑人员增加了“缩短考验期”和“不计入刑期”的司法奖惩方式，加大了刑罚执行力度。赋予社区矫正机构提请假释的权力，扩大了矫正机构的执法权限。除实施办法规定的减刑外，对受到两次以上表扬或有立功表现的缓刑、假释社区服刑人员增加了缩短考验期的司法奖励。对于管制犯脱管期间和暂予监外执行犯严重违反监管规定行为期间，不计入刑期，进一步增强司法惩罚的力度。这种奖惩分明的制度，极大提升社区矫正的执法权能，有利于提高矫正工作效果。而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犯可以申请假释的权力，一直归于监狱机关，送审稿突破这一拘囿，将社区矫正机构的权限扩充于此，有利于增强矫正机构对暂予监外执行服刑人员的威慑力和感召力，提升监管效能。
三、送审稿增设集中管理、强制带离等方式，加强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在矫监管。对于提请收监的、需要心理干预和有再犯罪或妨害公共秩序危险的服刑人员，进行集中管理，是送审稿监管制度的一大突破。虽然其法律合理性还有待商榷，但客观上无疑是一种提升监管效果的刚性措施。对违反禁止令的服刑人员实施制止和强制带离，也是监管的一项新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实务界一直抱怨的矫正执法手段软、功能弱的制度缺失，极大地提升了社区矫正监管的力度和强度。
四、送审稿增加了对公安部门的职责要求，以保证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的衔接“进口”更顺畅。社区矫正试行阶段，就存在着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进口”不畅，收监阶段特别是追逃工作中公安机关配合不紧密的问题，一直存在安全隐患。而实施办法中也一味规定社区矫正机构的义务，没有明确此阶段公安机关的职责。送审稿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对于社区服刑人员决定收监的，公安机关应立即将其羁押，如果其在逃，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社区矫正机构协助。这就很好地解决上述困扰实务界的问题，用公安机关的积极参与保证了社区矫正监管安全，降低了工作风险。
五、送审稿特别增加了对服刑人员行使合法权利的保障。总则单设一条规定服刑人员权益保障，第四十四条特别规定在社区矫正机构批准的条件下，服刑人员的政治权利可以正当行使，同时注重发挥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体现了我国人权理念的进步，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立法原则的进一步落实。
第5篇：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如何加强监管安全 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发展
《刑法修正案》
（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从立法上全面肯定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确立了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随着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社区服刑人员不断增多，管理难度不断
加大，由于衔接、监管等原因导致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重新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社区稳定的隐患。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人群的管控，是中央确定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社区矫正监管安全是衡量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事关我国刑法的正确实施，事关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监管水平，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我县共有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77人（司法局专职工作人员3人，专职司法助理员74人），社会志愿者422人。截至5月底，全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695人，累计解除矫正290人，因迁居移交外地3人，正在接受矫正的社区矫正人员402人。所列管的社区服刑人员在家庭里、工作中及社会上表现良好，无重新违法犯罪现象。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县委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二、具体做法
牢固树立“矫正为本，安全为先”的意识，认真抓好社区矫正衔接配合、排查整治、日常监管、教育帮扶、应急处置、执法监督等项工作，积极完善社区矫正监管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消除影响监管安全的各类隐患，减少脱管、漏管现象，确保社会安全稳定。
（一）加强社区矫正衔接配合。严格执行社区矫正衔接工作制度，积极探索衔接配合新机制。一是建立法律文书交接回执和服刑人员交付执行制度，明确工作责任。太和县法院判决缓刑或决定监外执行的，法律文书和服刑人员一并在太和县司法局进行交接；外地法院判决缓刑或裁定假释的，社区矫正人员直接到县司法局或司法所报到而法律文书未送达的，县司法局或司法所依据社区矫正人员本人提供的法律文书先行办理登记接收手续，纳入监管；收到外地法院或监狱寄送的法律文书后，县司法局及时登记建档并将法律文书复印件转送到辖区司法所，由辖区司法所按照法律文书提供的姓名、地址通知社区矫正人员按规定时限到县司法局或司法所办理报到登记手续；见档不见人的，司法所及时向县司法局和辖区派出所通报，并通过社区矫正人员家人或村委会干部进行查找，督促社区矫正人员本人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查找不到的，及时通报决定机关。二是加大执法工作力度。对列管的社区矫正人员违反《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符合警告、治安拘留、撤销缓刑、假释条件的，我局及时给予警告、提请公安机关治安拘留，向原判法院提出撤销撤销缓刑、假释建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实施后，我局对违反社区矫正有关规定的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警告1人，提请原判法院撤销缓刑1人。三是充分发挥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协调作用，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加强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建立定期排查整治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定期排查制度。做到每月一排查，重大节日必须排查，重大政治活动期间加密排查。二是认真做好动态分析。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和情况，认真进行梳理归纳，根据不同情况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努力将安全隐患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有的社区矫正人员因为不能外出务工，对采取的监管措施不理解，司法所就积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主动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联系在本地就业。有的矫正人员因为长期在监狱服刑导致家庭关系出现紧张时，司法所工作人员及时与其家人沟通，并教育矫正人员端正思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取家人的谅解等等。三是积极查找脱管、漏管社区服刑人员，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如我局赵庙司法所在社区矫正监管安全排查整治工作中，共排查出4名脱管、漏管社区服刑人员，在核实基本情况后，及时将其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全县累计排查出13名脱管、漏管社区服刑人员，共责令32名社区服刑人员按时接受教育矫正，将30名社区服刑人员列入重点人员监管。
（三）认真开展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审前评估意见是法院在审判时适用非监禁刑的重要依据。由于各省法院和监狱要求不同，有的要求审前调查评估意见由县局审核盖章确认，有的只要求当地司法所和公安派出所盖章出具。3月16日前,我省制定的《适用非监禁刑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尚处在征求意见阶段，还未正式实施。要求不同一，必然给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指导、管理带来不便，工作中不免出现问题。我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制定了《关于开展非监禁刑审前调查工作注意事项及要求》，明确了调查对象、调查内容、调查程序、调查方法、调查时限、担保方式，进一步规范
了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工作的开展。2012年2月21日，XX市司法局以《关于开展非监禁刑审前调查工作注意事项及要求的通知》（阜司通【2012】10号）文件，在全市推广实施。
2012年3月16日，省“两院两厅”《关于适用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暂行办法》出台后，我局严格按照《评估暂行办法》规定的调查内容、评估程序、调查时限
开展非监禁刑审前评估工作。并要求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工作，必须符合以下要求：（1）要有2-3份规范的调查笔录（按《评估办法》规定的调查内容进行调查询问）；（2）要有担保人。要求同时具备有责任心、威信高的村干部担保和拟适用非监禁刑被告人或罪犯亲属进行担保。（3）要有被调查对象的户籍证明或户口本复印件，证明被调查对象的身份。（4）要按照《评估办法》的要求（第
八、
九、
十、十一条）填写《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经县局审核后寄送委托机关。
针对外省或监狱要求的评估调查表格与我省评估调查表格不一致的情况，要求司法所严格按照外地要求出具《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连同我省统一要求的《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一同报县局审核后寄送委托机关。不允许以司法所的名义，不经县局审核，私自为当事人提供的表格盖章（有的省和监狱不要求县局盖章）。截止目前，我县共成功办理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案件75件，收到良好工作效果。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坚持集中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认真落实社区矫正人员周汇报、月总结、季评议、年鉴定以及走访帮教、个别谈话、集中教育、社区服务等制度。对每一名矫正人员实行“5+1”的监管模式（由司法所、公安民警、社区矫正志愿者、社区矫正监督人、社区矫正对象家属或亲属结对帮教一个矫正人员），进一步强化监管，确保矫正质量。注重抓好社区矫正对象的考核奖惩工作，提高社区矫正对象改造的积极性。同时，建立重点人员监管工作机制。对重新犯罪风险较高、有故意脱离监管或有抗拒改造倾向、判处禁止令的社区服刑人员加强管控力度，预防其重新违法犯罪。
（五）加强社区矫正人员帮困扶助工作。建立社区矫正人员帮扶解困体系，完善了社区矫正人员就业安置生活保障制度，加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安置基地建设力度，积极引导和扶持社区矫正人员在本地就业。同时，经常组织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定期走访、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解决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困难社区矫正人员家庭的帮困解难工作，争取社区矫正人员家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六）提升社区矫正信息化应用水平。要求司法所按时登录司法所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对照书面档案材料，查漏补缺，逐一核实，及时增补、更新社区服刑人员个人信息，做到书面档案与电子档案同步、数据与信息准确无误。同时，积极推行技术防范手段，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手机定位及通讯管理系统的应用，实现对矫正人员实时动态跟踪管理。目前，司法所拥有社区矫正手机29部，全部安装了社区矫正人员定位及通讯管理系统，并加强学习应用，进一步强化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度。
（七）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2011年12月5日，我局制定下发了《太和县社区矫正工作应急处置预案（试行）》，各乡镇根据《急处置预案（试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将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工作纳入司法所节假日值班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值班报告制度；明确了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处置程序，提高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八）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进一步加强监管安全。由县政法委、综治办牵头，公、检、法、司四家单位相关人员参加，每年定期两次对全县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执行进行专项工作检查。所检查的单位包括法院刑庭、公安派出所和基层司法所，检查范围包括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矫正教育等工作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对整改不及时的单位，由县检察院及时发出检察建议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6月7日至8日，我局会同县检察院对部分乡镇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采取将县司法局、检察院监所科登记台帐与司法所登记台帐进行对照，检查是否存在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现象；查阅社区矫正卷宗，检查社区服刑人员日常监管情况；将社区矫正卷宗与社区服刑人员本人相对照，并进行谈话教育，检查是否存在违反规定私自允许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现象以及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是否履行请假审批手续等。同时，检查组还分别在部分乡镇开展社区矫正人员集中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提高了司法所人员的监管安全意识和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我县社区矫正监管工作水平。
三、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所工作人员偏少，力量配备不足。我局基层司法所政法专项编制73人，事业编制1人，每所平均人。目前，大部分乡镇正在接受矫正的社区服刑人员多达20人以上，城关、坟台镇的社区服刑人员多达30人以上。全县社区服刑矫正人员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平均比例是6：1。部分司法所平均比例超过10：1。司法所工作人员除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外，还要承担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安置帮教、依法治理、参与信访综治维稳等工作，大部分司法所人员还要参与乡镇中心工作。基层司法行政队伍现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求，工作难到位、容易出问题。
（二）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难管理。目前,对于外出务工的社区矫正人员，如何进行日常矫正的问题，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旗）。社区矫正人员因外出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请假不超过7天的，由司法所批准；七天以上一个月以内的由县司法局批准。那么，对于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因家庭困难提出外出务工申请的，我们只能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禁止其外出。目前，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不经批准擅自外出务工现象普遍。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管，我们还是缺乏较好的监管措施。
（三）法律文书传递不畅，造成脱管漏管。异地审判机关、监狱对监外罪犯执行的法律文书的交接过程存在脱节现象。一是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社区矫正人员已到司法局或司法所报到，而执行文书、法律文书未到；二是有的根本没有送达，司法行政机关没有收到执行文书和法律文书。三是有的收到法律文书而社区服刑人员未按规定到司法行政机关报到，司法所接到法律文书后只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查找，出现见档不见人现象。
（四）社区矫正工作部门之间相互配合还有待加强。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司法行政机关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如果没有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的配合，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工作中也时常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尴尬境况。
如我县蔡庙镇有一名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八个月缓刑一年的社区服刑人员，该名社区服刑人员脱管长达5个多月。2012年5月29日，我局派员赴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提请撤销缓刑。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相当重视，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对太和县司法局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进行了认定，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作出撤销罪犯吴某缓刑一年的执行部分，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八个月的刑事裁定书。这也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后全省首例司法行政机关提请撤销缓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的案件。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或者看守所，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问题是该名社区服刑人员人员犯罪地在淮北，户籍地、矫正地在我县蔡庙镇。如收监，罪犯是在犯罪地看守所执行，还是在户籍地看守所执行？况且，该名社区服刑目前下落不明。如无公安部门协助配合，刑事裁定书也无法执行。为保证刑罚执行的严肃性，我局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县公安局查找该名社区矫正人员。
（五）对社区矫正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各乡镇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不平衡，村（社区）基层组织作用发挥不够，一些乡镇社区矫正机构未能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六）社会力量参与效果有待提高。目前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村（居）、社区干部等。社区矫正志愿者可用资源较少，缺少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精神鼓励和物质待遇引导。实际工作中，社会志愿者帮扶教育持续性不强，作用发挥有限。
（七）社区矫正经费保障严重不足。我县是人口大县，社区服刑人员越来越多，工作任务重、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开展业务培训、社区矫正手机定位系统、社区矫正人员监管、审前调查评估、档案卷宗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出。按照市委市政府（阜办发【2007】10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应按每名社区矫正每年1000元的工作经费予以保障，但从现实来看，财政保障力度还远不能达到标准。
四、对策和建议
（一）认真贯彻落实《XX省高级人民法院 XX省高级人民检察院 公安厅 司法厅关于适用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暂行办法》。3月16日，省“两院两厅”《评估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后，我省只有蚌埠监狱和XX监狱依据《评估暂行办法》委托我局开展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局尚未接到省内法院的社区影响评估委托。自开展非监禁刑审前评估工作以来，我局接受委托调查评估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监狱和法院发函委托的。浙江省、江苏省非监禁刑审前评估工作开展较好，而我省“两院两厅”《评估暂行办法》未得到认真执行。建议县法院按照省两院两厅《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暂行办法》要求，启动社区影响评估工作，使社区矫正提前介入审判程序，进一步提高矫正效果和刑罚执行效果。
（二）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公、检、法、司各机关应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机构，配备工作人员，落实工作经费，保障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建议太和县检察院设立驻司法行政系统检察室，定期监督、检查、指导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如绩溪县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室，颖泉区设立检察官办公室。
（三）针对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不足，应增加投入，优化保障。按照XX市委、市政府的文件要求，按上年度社区服刑人员数每人每年1000元，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同时，解决司法所人员编制、专职专用问题，确保有专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保障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开展。
（四）积极探索采取政府购买公益岗位等形式，进一步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社区矫正专职社工（或称社区矫正协管员），是指具备一定条件专门从事社区矫正事务的全日制专业人员，属于政府编外聘用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全额拨款。社区矫正专职社工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司法所接收社区服刑人员，办理衔接手续；协助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基础性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制定矫正个案工作计划，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社区服务，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及犯罪心理矫正等；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为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完成司法所交办的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工作任务。在现有条件下，如增加80到100名专职社工（按照上级要求的标准，要按县总人口的万分之二配置社区矫正专职社工），可有效解决司法行政干警不足的矛盾。
（五）由政法委、综治办牵头，定期召开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加强工作指导，定期组织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工作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进一步促进公、检、法、司之间衔接配合，规范社区矫正刑罚执行行为。
（六）将监外执行工作、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综治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严格落实属地管辖、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七）由县财政拨付专项资金，推广实施技术防范手段，争取每个司法所配备社区矫正手机2至3部，加强社区服刑人员手机定位及通讯管理系统的应用，实现对重点社区矫正人员定位监控，防止社区矫正人员脱管失控，确保社区矫正监管安全。
第6篇：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
社区矫作为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非监禁行刑方式，通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罪犯进行改造，极大地降低了行刑成本，避免了监禁改造的“交叉感染”，保证了社区矫正人员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受破坏，学习、工作、生活不受太大影响，更有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当前，社区矫正工作已成为我国一
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工作，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和服务，既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内在要求。
一、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一）基本情况。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于**年开始试点，**年在全国试行，湖北省作为全国的第二批试点省份，于**年开始试点。我市作为全省第二批试点地区，于**年在孝南区广场街进行试点，**年在全市全面推行。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在省司法厅和市政法委的具体指导下，在各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各级社区矫正组织按照 “提认识，建机制，增投入，夯基础，重创新，强队伍，勤督办，求实效”的工作思路，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大胆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截止今年6月30日，全市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人，累计解除矫正**人，累计重新犯罪*名，现在矫**人，其中重点人员**名，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以内。全市共建有矫正宣告室16个，心理咨询室7个，教育基地20个，社区服务基地55个，技能培训基地4个，就业安置基地6个。累计开展集中教育人次，开展心理辅导280人次，技能培训54人次，扶贫帮困382人次，落实奖惩措施**人次，其中*人收监处理。
（二）工作特点
1、组织网络体系基本建成。我市市县乡三级均成立了由党委、政府领导任组长，公检法司等20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机构，80%的村、社区设有社区矫正工作站，形成了自上而下、组织健全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网络，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年利用机构改革有利时机，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市直及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均增设了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按照打造“三位一体”工作队伍的思路，我市专业工作队伍、专职社会工作者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市局社矫科3人，各县市区局社矫股均配备2-3人，118个基层司法所现有工作人员192人；专职社会工作者54人（孝南、应城、大悟面向社会招录公益性岗位专职社工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分别为
15、
19、20人）；社会志愿者1766人（其中：心理咨询师23人，“五老”志愿者582人）。同时，市、县两级社矫机构十分注重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思想、组织、能力、作风建设，每年都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外出考察、业务考试、案卷评查、经验交流等活动，不断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3、工作机制日趋完善。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先后建立健全了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例会、联席会议、衔接、述职、考核等16项工作制度；实行了目标责任制，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综治考评，层层签订责任书，促进了工作的落实;启动了信息共享机制，提高了工作效率。
4、基层基础日益扎实。**年，市社矫办联合综治办、财政局出台了《关于加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经市县两级司法局的努力，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有新突破。近两年，县市区司法局多方筹措资金，加大了对基层社区矫正工作的投入力度，目前各县市区社区矫正机构及司法所基本实现电话、电脑、打印机、互联网全覆盖，40%司法所配备了摩托车，7个司法所配备了小汽车。
5、刑罚效应和社会效应日益凸显。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认真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狠抓衔接摸排，强化教育矫治，加强安置基地建设，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加大帮困扶助力度，有效提高了教育矫正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如：应城探索并推行“三分法”工作机制，云梦建立了异地托管制度，安陆依托中澳包装公司建立了集教育、培训、安置、食宿于一体的安置基地，孝昌对两名不服管教社区矫正人员依法实行收监处理。
二、目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我市社区矫正工作总体发展情况是好的，在全省的位次不断提升，但是，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增加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难度
1、具有潜在危害性。社区矫正人员属监外服刑对象，违法犯罪心理和行为都有待
矫正。许多社区矫正人员对这一刑罚执行方式存在误解，没有认识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存在一定侥幸心理，容易造成再度违法犯罪，对社会具有一定的潜在危害性。
2、人员数量呈递增趋势。近年来，我市社区矫正人员在数量上呈激增态势、在犯罪类型上呈现多样化趋势，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截止目前，全国有**万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
服刑，其中我省在册社区矫正人员**人。**年底、**年底、**年6月底，我市社区矫正人员在矫人数分别为**人、**人、**人，一年半净增**人，增加了近一倍；**年、**年、**年上半年，司法行政机关接受委托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进行的调查评估案件分别为**件、**件、**件，几乎成几何倍数在增长。当前，我国被判处非监禁刑人数约为被判刑总人数的20%，据专家预测，未来几年，我国被判处非监禁刑人数将达到被判刑总人数的40%（西方国家达到60%，加拿大甚至高达75%。）。由此，减少和避免这类人员重新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压力也将剧增。
3、具有较强流动性。与监禁刑相比，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度。部分社区矫正人员，不按时报到，脱离管理视线，造成管理上的盲点和服务上的漏洞。部分社区矫正人员以“外出务工”为由，频繁流动、居无定所，给正常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较大影响。
4、社会适应能力差。大多数社区矫正人员多少存在一定认知偏差或心理问题，有的甚至还存在人格障碍、心理偏执，对正常的社会管理抱有抵触情绪，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很难找到谋生的出路，缺乏立足社会之本。同时，现实社会包容性还比较欠缺，社会公众对这类人员存在偏见，较难得到社会的接纳与认可，有的甚至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宽慰，难以真正适应社会和融入社会。
（二）起步阶段的特殊性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落实。
1、思想认识还不到位。少数地方、部分成员单位对这项工作重要性还存在模糊认识，对刑事政策不了解，不能认识到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服刑就是在执行刑罚，不能认识到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作。导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支持有限，配合不力。此外，由于宣传力度不大，社会参与程度不高。很多人还不知道社区矫正是怎么一回事，以为“刑罚就是关押”、“犯罪改造就是监狱的责任”等，公众对社区矫正事业的参与意识不浓，志愿者不多。
2、部门联动还不默契。一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四部门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服刑在教人员教育改造、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鄂办发[**]45号）文件，对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由于是一项新工作，仍有不少成员单位未将社区矫正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与本部门的其他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考评，致使该项工作被淡化，工作职责未能较好地履行。二是虽然社区矫正工作已纳入各级综合治理的范畴，也层层签订了责任书，但综治协调、监督的力度不够，部门协调、履职考核、责任落实等单靠司法行政部门有些勉为其难。三是社区矫正工作在部门衔接配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存在移送法律文书不及时甚至办案程序颠倒的现象，相当一部分社区矫正人员出监所后或经法院判处非监禁刑后，没有同家庭和当地社区矫正机构衔接就直接流入社会，酿成脱管漏管；少数地方存在调查评估程序不规范、个别看守所不配合的问题。四是社区矫正工作与民政、人社、教育、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协调联系尚没有建立起有效机制，致使对矫正对象帮扶手段少、面窄、层次低。
3、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社区矫正配套法律滞后，缺乏刚性和力度，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虽然社区矫正相继写入刑法、刑诉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已出台，但刑法、刑诉法对社区矫正的规定比较笼统，对矫正机构、人员身份均未明确，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位阶较低，权威性不够，对一些诸如机构编制、人员身份、经费保障等直接影响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又避而不谈，加之这项工作起步较晚，尚未能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则致使社区矫正工作陷入无章可循的境地。
（三）保障措施的滞后性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1、工作力量总体薄弱。一些地方社区矫正组织不健全，有些成员单位虽成立了领导小组，但缺乏相应的具体工作部门，工作难以落实到位。司法所是基层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但从目前司法所的编制、人员配备现状看,工作力量与工作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司法所的设置上,按国家规定每个所应配3-5人，除社区矫正外还有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9项职责。全市现有118个基层司法所，其中，一人所60个，2人所56个，3人所2个。按照规定，司法所应配备若干名专职社工，每名社工负责管理15名以内社区矫正人员为宜。目前，我市管理的社区矫正人员不满15人的司法所有85所，超过15人的司法所有33所，需要专职社工150人，全市已招聘54名专职社工，尚需近100名专职社工才能满足工作需要。目前我市孝南、应城、大悟三个县市区招聘了公益性岗位的专职社工，但也面临尴尬局面：一方面由于招聘的社工为公益性岗位性质，工资待遇较低，导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才易流失的局面，另一方面，三年期满后因没有相应政策措施，经过三年培训和实践，熟悉了业务的社工将面临着离岗的局面，而重新招聘和培训社工将对社矫工作产生较大影响。此外，社会矫正力量是社区矫正的辅助力量。在实践中，除了居委会成员和矫正对象单位及近亲属外，其他社会矫正力量很难组织，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2、基层基础有待加强。基层设施建设投入不够，办公条件较差，监管、矫正、帮教手段相对落后。一是监管工作的科技含量不高，工作效率较低。目前，我省武汉、宜昌、黄石、咸宁、黄冈等地已建立了社区矫正市县乡三级电子监控管理平台，我市虽然已作出年内建起统一电子监控管理平台的计划，并已做好前期相关准备，由于各县市区司法行政经费困难尚未实现。此外，社区矫正信息共享机制还不健全，社区矫正机构与公、检、法等成员单位不能实现信息对接。二是矫正、帮教手段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不强，心理咨询室建设和安置帮教基地建设滞后，档次较低、功能不全。目前，全省各地已有10个省级达标心理咨询室，我市孝南、应城等虽然作了一些努力建了几个心理咨询室，尚没有一个达省标。我市应城、安陆在基地建设上作了一些探索，各地建立了一些教育基地、培训基地、就业基地，但存在规模较小、管理不规范、协调不方便、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效果和作用不太明显。尤其是集培训、教育、食宿、救助、组织公益劳动等功能于一体真正意义上的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尚无一家。
3、经费保障亟需加强。近年来，我市社区矫正经费总体来说逐年在上升，但与工作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去年，我市7个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总计**万元，加上省的转移支付**万元，按社区矫正人员人数算，人均经费为县级元、省级元。今年7个县市区安排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万元，较上年有所增长。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每年人均经费达4500元以上，我省武汉、黄石、宜昌、襄阳等地人均经费约2000元。为加大经费保障力度，在调研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年我市出台《关于加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根据该《意见》标准，每名社区矫正人员每年工作经费1000元，每例调查评估案件工作经费500元，按每年1200名社区矫正人员，每年调查评估开展600例测算，约需工作经费150万元。《意见》明确的保障标准在全省处于中偏下的水平，就是这样的低标准，各地也没有保障到位。
三、加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思考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矫正的作用，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和谐，推进法治**建设，切实解决制约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笔者认为，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舆论引导。
各级党委、政府、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组织领导，不断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工作机构，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大人力、财力保障力度和工作推进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多渠道、多层面地宣传社区矫正的知识和政策，反映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报道社区矫正成果，争取社会各界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同和支持，吸收更多专家、学者加入社会志愿者队伍，不断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化程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各职能部门的职责。
一是综治部门要主动协调、监督成员单位的工作。对一些单凭司法行政部门难以协调的问题，比如公检法司等部门在执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过程中部门职责不清、配合不力，各成员单位落实工商、信贷、税收、低保、社保等各项安置帮扶政策等，综治部门要主动介入。综治部门要对责任书的内容，定期督查考核，对工作不力的地方和单位要追究责任，构成综合治理一票否决的要坚决实行一票否决。
二是社区矫正办公室要认真履行组织协调、指导职能。健全联动协调机制，落实实施社区矫正的职责，主动做好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配合，健全社区矫正决定、执行、解除等各环节的相关制度，建立起规范有序的工作机制。
三是各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责、任务和特点，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制定相应履行职责的细化方案和计划，充分发挥成员单位的重要作用,确保衔接工作不留空档，各部门间有序衔接配合，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
（三）进一步加大社区矫正基础工作平台建设力度。
一是电子监控管理平台建设。电子监控管理平台集办公、监管、统计、考核、指挥调度为一体，是被实践证明了能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有效监控、提高监管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在早日完成电子监控平台的建设。
二是心理咨询网络平台建设。心理矫治是从心理上对罪犯进行疏导，从而改变其犯罪心理的教育矫治方法，是防偏纠错、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的关键工作，每个县市区要合理规划结构和布局，建设起较为规范的心理咨询室。
三是各类基地建设。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各类基地建设，特别是集培训、教育、食宿、救助、组织公益劳动等功能于一体的过渡性安置基地的建设，应按规划逐步推进，确保2015年前各县市区要建立一处过渡性安置基地。
（四）进一步解决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和经费问题。
一是要切实解决社区矫正力量薄弱的问题。一方面要通过对矫正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强化学习，提高素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另一方面，争取领导重视和支持，在人员编制上作出安排，可考虑在政法编制不足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司法行政部门的地方事业编制（如：孝昌县为12个司法所配备了21个地方事业编制）。同时，加大对司法所招聘专职社会工作者的力度，合理配备社区矫正辅助人员，并适当提高工作人员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
二是要切实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司法行政部门承担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组织实施任务，各级财政应设立社区矫正专项工作经费，并随着财力增长逐年增加预算，保障社区矫正工作有效运行。同时，对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矫正对象，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金，提供政策优惠和扶持，解除后顾之忧，避免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五）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一是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认真清理修订市县两级制定下发的相关文件。
二是制定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等制度，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规范工作程序。
第7篇：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问题研究社区矫正，实质上是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社区矫正最早形成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了蓬勃发展。目前我国社区
矫正已经在我国全面铺开，社区矫正对象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六个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式启动。2005年初，“两院两部”联合将河北等12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吉林等9个非试点省份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截至2009年6月，全国共有27个省(区1市)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覆盖全国四分之一的街道(乡镇)，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万人。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09年7月底，为扩大这项改革成果，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工作，中央政法委同意“两院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已于2009年9月2日下发。2009年10月，“两院两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针对意见的贯彻实施对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实践证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的积极作用，既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又降低刑罚执行成本，从而形成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的刑罚执行体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几年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同时，在法制化方面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现状
我国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也没有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社区矫正五类适用对象的规定散见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监狱法》里。为了解决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不足问题，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的实践，自2002年我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社区矫正试点以来，相关国家机关联合发布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如2003年7月1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两院两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同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等各部门也在各自系统内制定下发了一些指导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文件。例如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此外，各试点省(市)也相继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带有政策指导性的规范性文件。如2002年8月，上海市委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治工作试点的意见》、《关于推进本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印发了《社区矫治工作流程（试行）》的通知；2003年4月，北京市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见》，并于5月制定了《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江苏省于2003年10月制定了《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浙江省于2004年4月制定了《浙江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浙江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山东省于2004年9月制定了《山东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
在上述诸多有关社区矫正的规范性文件中，2003年7月“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是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最核心、最基本的依据。它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概念、性质、适用范围、任务、工作分工及试点的意义。2005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内涵、性质、主要任务和要求，又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两个通知明确将社区矫正的实际监督、矫正和服务职权交给司法行政部门，对刑事(罚)执行权或司法权作出了重大调整。尽管如此，其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规定还是比较原则，责权不明确，实际操作性也不强。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是目前各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最直接的规范性依据，其比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性质、任务、目的、原则、适用对象、工作机构、人员及其职责、具体的接收与终止工作内容及程序
以及各种社区矫正的措施及要求，但由于该文件只是司法行政系统内部的文件，其法律效力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对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则没有约束力。
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不足，导致试点工作中存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社区矫正立法工作的调研论证随着试点的深入也在同步进行。2004年，中共
中央21号文件提出要总结社区矫正试点经验，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制度。2008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根据分工分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此项工作。近期，有关部门按照中央有关文件指示精神，积极推动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法律依据不足，在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工作人员配备等诸方面都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现象。
（一）法律主体不明确。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五种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权的全部为公安机关。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监外执行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而按照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两高两部的规定是符合行刑权统一行使观念与公、检、法、司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的。但由此在实际执行中产生了执法与执行相分离，责与权相脱节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没有刑罚的执行权，却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而公安机关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这导致了刑事执行权力资源配置失衡，出现某些部门权力资源过剩，另一些部门权力资源供应缺乏的现象，无法使行刑权力资源产生最佳的效益。另外，把某些刑事执行权赋予公安机关，其实质就是把侦查机关与行刑机关合二为一，这有悖于现代刑罚观重视行刑和刑罚效益的精神，也难以贯彻宪法所要求的各司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影响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这种立法与实践工作的脱节造成社区矫正工作关系复杂、程序繁琐，导致社区矫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职责不清、效率低下，具体承办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相互扯皮、推卸责任、消极应酬等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地方还因此引起了对部分矫正对象的脱管，给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这种执法主体和矫正主体分离的模式，短期内可行，但从长远来讲，如果不从法律的高度对此作出规定，一直保持现实与法律的矛盾，就会对法律的严肃性造成影响，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建设和功能发挥。因此，从法律的高度上统一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是当务之急。
（二）工作内容不健全。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较迟，涉及到社区矫正五种对象的刑种、刑制及执行的内容是按监禁刑的行刑与监督考察来予以规定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例如，仅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的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等项目内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义务不明确；也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如在对撤销缓刑、假释决定不服的上诉以及听证方面的权利；对于刑事被害人的参与监督考察的地位也未作考虑。再如，增加和健全社区矫正的激励机制是激发社区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一项重要手段，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目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一些限制性规定却制约了社区矫正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导致对社区服刑人员也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
（三）工作程序不完善。在试点工作中，各试点工作的省(市、自治区)积极探索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实际效果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注重与强调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工作环节的衔接与协作。各试点单位根据“两高两部”联合《通知》规定，结合本地的情况，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力图衔接登记工作，做到规范有序。尽管试点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个别做法比较可行，但是目前，对于社区矫正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流程与职责衔接，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尽管其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具体的接收与终止工作程序，但该文件的法律效力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这就导致在社区矫正工作程序上、部门之间工作衔接上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衔接不力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法院、检察院、监狱系统在对社区矫正的配合、制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不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质量。而目前，我国尚缺乏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在矫正资源和矫正力量的利用上社会化程度也不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义务不明确，矫正队伍的业务素质不能适应矫正工作的需要。从全国社区矫正试点中工作人员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思想观念亟待进一步转变，工作方法亟待进一步改进，专业化程度亟待加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需提高。而西方国家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是相当完备的，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主要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两部分组成，而且对于专业人员都有严格的学历要求，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相比之下，我国具备高素质的、专业化的、相对稳定条件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配备明显不足。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如社区矫正工作经费配备不足，没有保障，也与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区矫正的效果。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刑罚成本的降低，还可能会成为犯罪率增长的因素之一。不抓紧社区矫正立法，不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就难以确保社区矫正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在健全完善的机制下有效地运行，就无法彻底解决制约社区矫正顺利发展的法律问题。为了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在教育矫正服刑罪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降低刑罚执行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迫切需要社区矫正的法制化。
三、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制化的建议
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通常有四种形式：即专门的社区矫正的法律、专门的刑事执行的法律、单行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国际性的社区矫正法规。那么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究竟应该采取哪种立法形式呢？学界和司法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2007年5月28日司法部在京召开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专家小组会议，对于如何推进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进程作了专题性研讨。其中对于社区矫正的立法形式和步骤，专家们认为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先对社区矫正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第二步，起草一个刑法修正案，专题规定社区矫正的相关内容；第三步，待条件成熟后，制定与《监狱法》并列的《社区矫正法》或将两者通盘考虑制定统一的《刑罚执行法》。专家们还建议，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宜粗不宜细，以便为将来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提供空间。
2008年5月，司法部成立了社区矫正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对立法涉及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09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司法部及中央编办、最高法、最高捡、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开展社区矫正立法调研。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6月向中央政法委报送了《关于报送的函》(国法秘政函[2009]233号)，提出要“抓紧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非监禁刑执行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研究论证工作。
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步骤和形式，笔者赞同上述“三步走”的意见。司法实务界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进程的实际操作也是先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待条件成熟时再行专门立法。如2009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复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草案建议稿涉及影响和制约社区矫正开展的最突出问题和确立社区矫正基本制度最关键的内容：
（一）关于社区矫正的定性定位。草案建议稿遵循了2003年“两院两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性定位，即社区矫正本质上属于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
（二）关于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草案建议稿维持现行试点的做法为宜，即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范围确定为5种，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执行的罪犯(以下统称“五种人”)。
（三）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草案建议稿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文中的执行主体统一替换为司法行政杌关。
（四）关于执行机关的职责权限。草案建议稿在《刑法》有关条文中增加了社区矫正对象应当遵守执行机关或者监督机关有关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应当收监批行的，由执行机关决定收监；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有依法应当撤销情形的，由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
（五）关于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矫正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问题。鉴于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治安管理及采用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职能和手段，在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同时应当相应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中，一旦被矫正对象拒绝接受社区矫正，不服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甚至出现违反监管规定及脱管失控、违法犯罪情形的，应当由执行机关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进行通缉、执行逮捕。同时，在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困扶助方面，还需要得到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工商等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罪犯所在单位、学校的支持配合。为此，草案建议稿增加了相应的规定。
（六）关于将社区矫正概念写入《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草案建议稿在《刑事诉讼法》增加一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被宣告缓刑、被栽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社区矫正。
纵观《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内容比较全面，但是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问题没有提及、社区矫正的程序性规定缺失等，笔者以为还有不足之处，同时认为不论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或《刑法》，还是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或统一的《刑罚执行法》，社区矫正立法内容的重点都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主体地位、健全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以及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等。具体而言：
首先，要明确法律主体。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这是解决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最大法律障碍，即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
其次，要健全工作内容。要完善社区矫正的具体激励机制，例如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建议对缓刑罪犯的减刑作出具体规定；对有期徒刑罪犯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减刑作出规定，同时规定对主刑执行完毕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残余期限仍可酌减；建立缓刑的“延长考验期”制度等。同时，为了不只停留在监管层面，还要体现教育和矫正的一面，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人员的法定义务的考察内容等。
再次，要完善工作程序。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必须要保证它的严肃性。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接收、解除等都需要有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衔接程序。通过这方面的规定，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操作提供依据。必须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实体内容的同时完善社区矫正的程序内容，既赋予社区矫正机构在程序上的一定强制权力，作为做好矫正工作的保障，又对其矫正行为进行程序的制约，保证矫正工作中的公正执法，防止滥用权力、保护人权。因此，需要对试点中工作程序的好的做法予以研究和借鉴，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明确规定，以在宏观上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最后，要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人员配备机制。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应当由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以及一定的警力组成。社会工作者可以被聘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也可以作为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体现行刑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除了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会力量以外，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对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有较高的素质要求。要有必要的教育背景、品质和心理素质，要有良好的专业业务素质，还要有创新能力。国家要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培训、考核与激励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配备问题上升为法律的规范，会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内容的可操作性。
上述修正案如果经全国人大批准，社区矫正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的解决就有了法律上的依据，社区矫正的推进也就有了法律上的保障。但要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仅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够的，必须对社区矫正制度予以进一步全面而具体的规范。笔者认为，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根据实际再制定社区矫正法的专门立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方面的具体问题可以在社区矫正专门立法时作出明确规定，以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制度的可操作性。总之，我国最终要建立起以刑法和刑诉法为基础，以社区矫正法为核心，以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为重要补充的中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体系，以便为社区矫正的稳步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确保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得到健康、快速发展。
第8篇：社区矫正学习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学习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由于其独特的教育康复性,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为更好地了解掌握黑龙江省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笔者到司法所进行调研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深入交流,收集整理了黑龙江省社区矫正发展现状和主要的经验做法,并对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完善措施。 关键词：社区矫正 主要特色 完善措施
我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半年了，在这段时间的工作实践中，县局组织我们参加很多学习会议，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业务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借此机会我想浅谈在学习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一、灵活运用专业技巧，注意工作中的方式方法
我们作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特殊群体，他们来自大墙内外、来自社会的阴暗处，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故事，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着不尽相同的思想缺陷和被扭曲的心灵，这都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发现并予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谈话沟通方面，针对不同的社区矫正人员，要注意运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社区矫正人员，我们尽量用委婉的言语，以免伤害他的自尊;而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社区矫正人员，不能尽说文绉绉的话，否则他会觉得你不真诚，而不愿与你沟通。
二、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帮”“教”并重
在实践工作中，作为矫正工作者，我们不能只是单纯的进行帮助或教育，应当将两者辩证的统一起来。如果单纯“只教不帮”，许多
社区矫正人员自己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就会成阻碍他改造的“绊脚石”，直接影响工作成效。而“只帮不教”虽然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但忽略了从他的思想根源上对他的教育，忽略对他的法制观念的培养，一旦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个别社区矫正人员就会“故态复萌”，重蹈覆辙。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帮”“教”并重，缺一不可，比如有些社区矫正人员其实素质挺高，因过失犯罪被判刑，对他们主要是给予心灵上的沟通，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而有些社区矫正人员，法律法规他们可能比我们还要熟悉，没有必要给他们讲大道理，而要和他们拉拉家常，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就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培养公益劳动的积极性
对于公益劳动，我们需让每一名参加劳动的矫正人员都能够感到他们并不是在从事被惩罚的劳动，而是在参加一种奉献爱心的公益活动;因此培养参加公益劳动的积极性只有将参加公益劳动变成矫正人员的一种习惯、一种要求，在他们中形成良好的劳动氛围，才能使公益劳动变得真正有意义。
在县司法局领导的关心下，我将继续努力工作，通过学习、实践，逐步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和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经验，做一名合格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
年全县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2020年全县社区矫正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自查报告
社区矫正会议简报
2020社区矫正思想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