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苦旅：跋文
这本书中的部分篇目曾在《收成》杂志上以全年专栏方式连载过，后来又连续被海外报刊转载，所以读到和听到的谈论也就许多。在所有的谈论中，我觉得特别严厉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明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中文系五位教师宣布的文章。（这个颇具标准的学报在英译中把《文明苦旅》简称为CPAT，本来他们对它的全译是Cul tural Perplexity in Agonized Travel，好像略嫌重涩，什么时候很想请英语专家再斟酌一下。）我很惊奇鄂西大学对我国历史文明和今世散文艺术的考虑水平，后来曾到武汉探问，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从武汉动身也要坐很长时刻的火车，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里去过，竟象探险家相同讲述着那里的风土人情。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奉告：“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并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精确，却深感我国大地上潜龙伏虎的场所真实不少。
也许是沾了巴金先生主编的《收成》杂志的光吧，《文明苦旅》一开始征兆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出名出书社和海外出书公司都寄来过出书聘请，但不知怎样一来，我居然被一位特地远道而来的组稿修改特别谦恭忠厚的口气所感动，把文稿交给了他地点的外省的一家小出书社。结果是，半年后来信说部分稿件在“审理”进程中被丢掉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行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销的小册子，因而决议大幅度修改后付印，并把这个音讯兴致勃勃地写信告诉我。其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而《收成》副主编李小林女士传闻后匆促去电话强令他们中止付印，把原稿悉数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姿态，难以卒读，我几回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而常识出书社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出书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书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从头整理誊写使之康复原样，才使这本书九死一生。
这件事其实怪不得那家出书社，他们是依照自己的作业标准和处世原则在就事，谁叫我事前不探问清楚呢。但我就此联想到，一本书的出书就象一个人的生长相同；都得阅历七灾八难，越是文雅遇到的费事或许越多。只需一步不小心便会全盘毁弃，能像模像样存活下来其实都是幸运。何况文人自身的缺点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僻又有点软弱，不愿意为了一种精力效果而上下其手、四处钻营、阿谀奉承，往往一气之下便勃然投笔，毁琴焚稿。在咱们绵长的文明连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书的着作更有出书资历的精力效果就这样云消雾散了，其间天然还包含许多高人山人因不想让通行言词损碍玄想沉思而成心的不着翰墨。从必定含义上说，人类精力效果的很多耗散和自灭带有必定的必定性，而因为一时的需求、风气、机会、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书问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连篇累续的书本文明的隐显有无自身便是一个让人非常困惑的现象。我记住有一位今世青年美术家曾将几十万个木刻印刷汉字层层叠叠地披挂在房顶和四壁，而细看之下却没有一个字能被咱们知道。这个独特的著作传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文明荒诞感，曾使我深深轰动。当然话又说回来，历代总有不少热心的文明人妄图建立起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文明运行机制以求在偶然性和荒诞感中进入较多正确的挑选，虽然至今这仍是一种很难彻底完成的希望。()
既然如此，我这些零篇散章的出书也仍然是一种幸运。许多因不趋时髦而投递无门、或因拒绝大删大改而不能排印的书稿必定会比它好得多。能幸运就幸运了吧，读者诸君假如不小心碰到了它，那就随意翻翻。
一九九一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