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北京民工子弟学校调查报告
北京民工子弟学校调查报告
● 白文宇
摘要：作为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课题“义务教育：北京外来人口中学龄儿童问题”的成果，这份报告揭示了北京114所民工子弟学校办学者、办学条件、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为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问题的研究与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报告揭示了许多有趣事实，如民办教师向外流动，“浙江村”只有幼儿园等。
关键词：民工子弟学校 流动人口子女 就学问题
随着九十年代民工潮的骤涨，家庭整体迁移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其子女的就学问题凸显出来。流入地公立学校向外来儿童收取的赞助费、借读费令许多流动人口望而却步。为了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一些流动人口从家乡请来教师，还有一些人办起了简易学校，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对民工子弟学校的研究与报道近几年来正在成为热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于1997年，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于1998年分别调查了北京的几所民工子弟学校，《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改革报》、《华声月报》、《新周刊》、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也对其做过报道，但只覆盖了十几所。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北京民工子弟学校的状况，为了加深教育界、学术界、政府和公众对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的了解 ，并为进一步的社会工作做准备，我们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义务教育：北京外来人口中学龄儿童问题”课题组 调查了北京的114所民工子弟学校 ，估计接近此类学校的半数。调查从1998年10月开始到1999年4月（数据截止于此时）结束。这里做一个概括的介绍。 ( 燕南, )
一、办学者
（一）办学者主要来自河南信阳与河北张家口地区，占全部办学者的80%。
114个办学者（合作办学者以一人计）来自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河北人54个，河南人40个，北京人5个，内蒙人4个，安徽人、浙江人各3个，山东人2个，湖北人、四川人、吉林人各1个。河北办学者中有张北人25个，沽源人16个，赤城人11个，康保人1个，张家口市人1个，全部属于张家口地区。河南办学者中有信阳地区人共37个，包括固始人23个，光山人9个，新县、息县人各2个，淮滨人1个。 信阳和张家口的办学者共91个，占全部办学者的80%，高于两地在京流动人口占北京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其原因一是河北与河南是北京流动人口最主要的来源地，张家口和信阳人又分别居这两省在京人口的首位。张家口和信阳是有名的贫困地区，来自这两个地区的人常说“村里能出来的都出来了”，“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在外面”。二是信阳和张家口人在京聚居点多，为办学提供了条件。北京有著名的浙江村、新疆村、安徽村，而张北村、固始村、沽源村的数目更多。固始人主要从事废品回收，张北人以租地种菜为主，沽源人主要搞运输。郊区院落上空的国旗常常是民工子弟学校的标志，废品集散地，收废品三轮车长龙的出发地，塑料小棚或大棚也暗示着学校的存在。同乡聚居使学龄儿童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三是办学链和同乡办学的示范效应。办学者的亲戚、原来和现在的同事、非教师在办学者的示范下纷纷加入办学行列，昆明湖南路张北希望小学办学者的叔叔、外甥女、妹妹就先后办起了学校。固始三里村小学有四个民办教师在京办学，河北赤城东卯镇总校的教师在京办了5所学校。河北
其他地区来京的流动人口也很多，却无人办学，可见办学链所起的作用。安徽人办的大山小学的教学校长在解释“为什么安徽办学者少？”时认为主要是同乡中缺少示范者。 ( 燕南, ) 丰台大红门一带的“浙江村”聚居着10万浙江人，却只有7个幼儿园和学前班，其原因可能是：一是从事服装加工与销售的浙江人收入相对较高，有能力支付公立学校的赞助费。浙江村的幼儿园和学前班办幼儿班、学前班和一年级，每月收费200元，可见浙江人消费水平之高。这些幼儿园、学前班条件很好，如和义学习乐园现有一年级学生30多人，学前班学生100人，用六七万元租地，用二十万元扩建园舍。二是浙江人的教育标准较高。浙江人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教育质量意识也较高。乐乐儿童乐园的蔡校长说1993年曾经有浙江人准备在大红门办学，从小学一年级办到高三，是需要几十万元乃至几百万元投资的学校，并不是简易学校。后来那个人因地价高，又怕招生不足和政策有变，最终放弃了。浙江村曾几次被清理，浙江人只好办要求不严格的幼儿园，而不敢办“黑”学校。三是浙江村公立学校收费适中。苏家坡小学每学期赞助费原为两三千元，现在是600元，东罗园小学每学期赞助费为700元，在北京学校中属于中等水平。苏家坡小学四年级一个班有38个浙江人，只有10个北京人，二年级一个班有44个浙江人，只有7个北京人。浙江人已经成了大红门地区公立小学的学生主体。 ( 燕南, )
（二）办学者三十多岁的居多。 114个办学者中： 20—29岁： 19人 30—39岁： 50人 40—49岁： 26人 50—59岁： 12人 60岁以上： 5人
不详： 2人
（三）114个办学者中有84个男性办学者，30个女性办学者。
（四）办学者的文化程度大专（主要是函授）18人，中师与中师进修27人，中专1人，高中36人，初中10人，小学1人，文盲2人，19人不详。 ( 燕南, ) 两个文盲办学者的经历很耐人寻味。海淀田丰小学的河南办学者，一起包地种菜的同乡因他来京时间长（10年多）、与村里熟而推举他为孩子们办学。他聘了三个教师，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读书。他能让公立学校减免学费。另一个文盲是丰台京豫陈小学的办学者。他1983年来北京种了9年地，后来领导300多人的包工队拆房、绿化、修路，积累了20多万元，全投在学校上了。他父母是右派，八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上过初中。他10岁以前没睡过被子，只能睡稻草。他办学一是为了剩下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学费，二为了“争取荣誉”。作为文盲，他希望孩子们不再因贫困而失学。至少有四所信阳人办的学校仿照了京豫陈小学模式：20万元以上的投入，家乡派来的教学校长，500多元的学费，包书、文具，与正规学校类似的办公室布置。 ( 燕南, ) (五）办学者中民办教师居多，其次是公办教师与非教师。
114所学校中，42所是民办教师所办，5所是代课教师所办，30所是公办教师所办，2所是企办教师所办，26所学校是非教师所办(其中13所聘用教师讲课)，4所是无教师经历但在民工子弟学校做过教师的人所办，5所不详。 ( 燕南, )
（六）民工子弟学校数目呈逐年递增之势，一半是1998年成立的，出现了办学热，从一村一校的填补空白阶段进入一村数校的竞争阶段。 ( 燕南, ) 本调查中最早的学校是1993年由固始人创办的八家私小（后改称八家社会小学），已知
最早的学校（后停办）是一位姓李的固始人1992年在八家村创办的。上海最早的民工子弟学校也成立于1992年。1996年以前是民工子弟学校的初创期，是一村一校的填补空白阶段，1997年至今为高涨期，是一村数校的竞争阶段。朝阳区的太阳宫、辛庄、洼里、清河营，海淀区的五道口、树村、厢红旗，石景山的衙门口，昌平的中滩都有三个以上的学校，其中辛庄、清河营多达五个。有的地方是各省人办自己的学校，有的地方则完全是同乡竞争，如衙门口的四个张北人的学校，清河营的五个河北沽源人的学校。初创期办学者多数是被请出来的，高涨期办学主要是自发的，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独立办学的逐渐增多，从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就独立出来五个以上的办学者。 ( 燕南, ) 1993年 1所
1994年 3所（其中上半年1所） 1995年 10所（其中上半年2所） 1996年 13所（其中上半年4所） 1997年 24所（其中上半年7所） 1998年 60所（其中上半年19所） 1999年 3所
共114所，大红门的三所幼儿园未计，一所不详。
民工子弟学校投资少，租一间屋就可以开办，只有一位教师的学校有13个，只有两位的有36个。学校随时可以成立，有33所是下学期成立的。许多学校扩展迅速，每个学期学生增长几成，甚至翻番，如八家社会小学和五道口的北京希望小学，但也有一些发展缓慢的，如张北人1994年办的无名学校。它是114所学校中第二个成立的，从创办起就招收学前至五年级的学生，到现在只有40多个学生，没有聘外人。 ( 燕南, ) （表1）三所学校学生数和年级数的变化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上 98年下
北京希望小学学生数 6人 20多 50 70多 140多
八家私小 学生数 30人 50 80 220 120 200 340 开办年级 1-2 1-2 1-2 1-3 1-3 1-4 1-4 教师数 2 2 2 4 6 11 11 无名学校 学生数 12人 12 20 30 40多
（表2）118所学校1998年末的规模和初办时的规模的比较 20人以下 20-49人 50-99人 100-199人 200人以上 不详 98年末 18所 36 33 22 9 初办 45 44 12 9 1 7 办学者采取各种手段竞争生源：买电脑、VCD教学光盘（在家乡是没有这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开英语课（家乡的学校还没开），用车接送学生（这些班车包括面包车、拖拉机、“摩的”、甚至三轮车），普通话（多数学校教师地方口音重）、降低学费、提高师资质量、换好的校舍、换正规桌椅、有偿提供午餐、变复式班为单式班、增加教具等等。海淀区龙背村希望小学的张北籍办学者孙xx夫妇是英语专业大专毕业生，从学前班就开英语课，北京学校还做不到这一点。朝阳立水桥的京源一小买了586电脑，临近的春蕾一小的办学者说他马上也要买5台586电脑，尽管他的学校还亏本。圆明园附近的明圆学校把招生海报贴到离学校有几十分钟路程的树村、农大，而这些地区每一处都至少有了三个学校。 ( 燕南, ) 办学者的竞争使学生受益，但也使每个学校都办不大，昌平县中滩的三个河北沽源人办的学校最为典型。即使三个学校合在一起，每个年级人数仍显不足，现在分在三个学校，不
得不实行多级复式教学，影响学习，办学者的收入也很低。 ( 燕南, )
（表3）同在一处办学的三所沽源人办的学校的基本情况
学校 学生数 学前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复式班 成立时间 教师数
京源小学 43 16 13 7 6 1 4级 2 育才小学 32 10 7 7 4 4 3级 2 永利小学 43 8 4 16 5 6 3 1 4级 2 合计 118 34 24 23 16 10 9 2 6
（七）办学模式
1．办学者与北京教育行政部门民办公助
1997年9月成立的华康学校是北京教委批准的唯一一所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民办公助性质的学校。丰台区教委提供时村小学的废弃校舍，办学者原为华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后更换为阳光红商贸公司，教师主要是北京离退休教师。学校成立时因收费高学生不多。1998年9月，学校初中部学费由物价部门认可的每学期2500元降为1000元，小学部由1250元降为900元，学前班由每学期900元降为500元。学校设学前班、小学一至三年级、初中
一、二年级，1998年末有学生220多人，其中有70个寄宿生。民办公助学校利用了办学者的资金优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校舍、设备、教师等教育资源优势，教学质量与公立学校接近，收费相当于低收费的公立学校，但仍然大大高于其他民工子弟学校每学期300-400元的收费水平。 ( 燕南, ) 2．流动人口办学者与家乡教育行政部门民办公助
此类学校主要是北京南郊以京豫陈小学为代表的几个信阳人办的学校，流动人口办学者投资，家乡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并派遣教学校长和部分教师，另外聘用北京教师，能保证教育质量，收费适中。这种学校在民工子弟学校中属于条件好的，但丰台有关部门1999年5月以违章建筑为名取缔了京豫陈小学，丰台的另外13所民工子弟学校1999年7月也被取缔。 ( 燕南, ) (表4）三所信阳人办的学校的基本情况
学校 地点 办学者 原籍 年龄 办学时间 来京时间 投资 来京后工作 学生数 每学期学费
京豫陈小学 丰台槐房 陈xx 河南新县 37 1983 42万 种地、包工队（绿化、拆房、修路） 427 560元，包书与文具 ( 燕南, ) 创唯小学 大兴集贤 胡xx 河南新县 31 1988 21万 建筑工 190 580元，包书与文具
海迪小学 大兴旧宫 管x 河南光山 33 1991 33万 种地、包工队（拆房） 140多 580元，包书与文具
3．家乡学校跟踪办学
家乡学校跟踪办学在上海是民工子弟学校的一种主要办学形式，在北京则只有赤城驻京希望学校。该校1998年9月由河北赤城县东卯镇小学总校在海淀四拨子赤城人聚居区建立，赤城籍学生占55%，校长与教师由总校选派，工资依照总校标准，收入上交总校，能开齐正规学校课程并在四年级以上开英语课，学前班和小学五个年级每学期学费500元，初一每学期收1000元。家乡学校跟踪办学的优点是学校管理规范，教育质量接近于家乡学校的水平，办学收入不归个人也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 燕南, ) 4．公立学校附设外地儿童班
国家教委与公安部1998年3月联合公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经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可利用学校校舍和教育设施，聘请离退休教师或其他具备教师资格人员，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附属教学班（组）。”许多公立学校有条件办外地儿童班，但至今没发现有办的，主要是缺少动力。朝阳区东风乡的一所小学每个年级只剩下一个班，四栋校舍闲着一栋半，但学校宁可出租也不愿意办外地儿童班，因为办班收入要交区教委，支出时需要申请，而出租校舍则既省心又方便。一方面公立学校有闲置校舍、退休教师等教育资源，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子女交不起费，上不起学。对公立学校来讲已是很低的收费标准，流动人口仍然会感到难以承受。海淀区清河二小1999年1月提出招收流动人口子女的方案：每学期赞助费专设班收250元，插班就读的收300元。这基本上是北京公立学校最低的赞助费标准，加上每学期480元借读费，50元杂费，学生每学期付费780元，已经接近于私立简易学校每学期700元的最高收费。尽管清河二小是区模范学校，有新建的五层现代化教学楼，又降低了收费，但却只吸引了十几个报名者，附设班没有开成。 ( 燕南, ) 5．北京教师联办
此类学校的管理层主要由北京教师组成，教学与管理上与北京公立学校接近，学费适中，比较受欢迎。清河镇小鸿雁班1997年9月由一个北京退休学区校长与其他两人合办，租用公立小学闲置校舍，主要聘请北京退休教师负责管理和教学，采用北京教材，每学期学费500元。一个合伙人退出后，学校实际上是由北京教师联办。鸿雁班先是挂靠在清河镇小，后来又使用一个成人教育办学许可证。办学者不愿意以私人的名义办学，一是认为“那就成了黑学校”，二是怕别人说自己在赚民工子弟钱。北大附近的颐园小学是由五个北京教师联办的，其中三个是退休校长或教导主任，另外两人曾在民工子弟学校教课。学校只有90多个学生，但办学者不准备扩大。学校所需投资并不大，但却采取了五人合资的形式，一方面为了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也是怕人说闲话。 ( 燕南, ) 6．私人与村委会联合办学
私人与村委会联合办学的只有海淀八家村的两所学校。八家村委会1999年3月与在当地办学的河南和内蒙教师订立协议，村委会提供校舍，私人办学者负责教学，学费收入由村委会与私人办学者按55%与45%的比例进行分配。村委会的收入比过去向私人办学者出租校舍时多。这种模式只是改变了办学收入的分配，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办学条件。 ( 燕南, ) 7．私人办学
私人办学是民工子弟学校的主要形式。学校只对家长负责，不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
（八）办学风格 1．扩张型与家塾型
扩张型办学者投入高，敢于负债经营，想办出规模来，办学条件好。家塾型办学者投入少，一般用民宅为校舍，主要招收村里外来儿童，不想把学校办得太大，只求能以此为生。有时相邻的两所学校会有很不相同的办学风格，例如海淀柴家坟的桃园小学与附近的当地居民办的学校都只有几十个学生，都是1998年9月成立的，但前者每年花元租了原队部，后者则每月只用三四百元租了煤场的两间屋。桃园小学的山东籍办学者这样解释自己的高投入：“同等规模的学校租民宅1万左右就够了，但是学生没有活动场地，屋子也不宽敞、不亮堂。在自家院里办学影响上课，学校应该有学校的气氛。”桃园小学要有150个学生才能收支平衡，办学者最初是负债办学，但她的质量意识很快就得到了回报，1999年3月学生猛增至140人，2000年3月学生更增至300多人，每年翻一番。同是河南固始人，1995年9月同在海淀五道口办学的何xx和肖xx，办学风格也很不相同： ( 燕南, )
（表5）同在一处的两所固始人办的学校不同的办学风格
学校 办学人 学生数 年房租 校舍 每学期学费 桌椅 教师月工资 班级数 各年级人数
学前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海清希望小学 何xx 150 10万元 新建独院砖房 350元 标准学生桌椅 600-700元 4个 40多 30多 40多 30多
北京希望小学 肖xx 175 2万多元 旧简易房 250元 自制长条桌凳 500元 3个 59 41 37 25 13
北京希望小学已经可以单式教学，但办学者认为树大招风，不想招太多的学生，只求夫妻俩有份事做就行了，而且“学生流动性大，老师多，学生少，房租、工资不合算。”北京希望小学条件差一些，但学费也低，使低收入的家长可以在低收费、复式班和较高收费、单式班之间做选择。 ( 燕南, ) 有些学校以建分校的形式扩张。“打工子弟一小”，“春蕾第一小学”在命名上就体现出办学者办分校的意图。打工子弟一小的内蒙籍办学者说：“叫一小是因为我还想办二小、三小。我想再找一些没人办学的地方，让孩子们都有学上。”几个规模较大，现有校舍已近饱和的学校，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昆明湖南路张北希望小学、明园学校都打算另开分校。有的学校象是在铺摊子，例如京源学校有洼里、立水桥、清河营三个教学点，总共却只有80多个学生。 ( 燕南, ) 扩张型学校通常希望借助媒体扩大知名度，争取生源，获得荣誉，甚至获得资助。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能成为同类学校中的大哥大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与媒体的报道有很大的关系，是借助媒体扩张的典范。美籍华人任女士给它的美元的资助引起许多办学者的想象。有些人甚至想把学校办大以等政府“招安”。一些儿童换三次车去一所被报道的民工子弟学校上学，他们不知道住地附近就有学校，因为民工子弟学校是隐秘的。有些办学者认为媒体报道未必会给学校带来好处，反而可能引起有关部门的干预，还是隐蔽清净为好，北京希望小学的办学者就有这种想法。 ( 燕南, ) 扩张型学校负债经营的风险是很大的，赤城驻通州自奋希望小学长营乡分校1998年9月花元租了有2500平方米水泥操场的房子建校，到11月时只有17个学生。朝阳的大山小学租了23间平房作为校舍，1999年1月时却只有30多个学生。许多学校为了降低风险，宁愿低起点滚动发展，例如八家私小在办学的前三年只招一二年级，夫妻俩担任教师，不雇外人，1996年后才具有扩张性。 ( 燕南, ) 2．同乡依赖型办学者与自由办学者
多数民工子弟学校依赖同乡生源，至少在创办时如此。114所学校中除了5所北京人办的学校，有103所学校学生的主要来源地与办学者的籍贯一致，只有6所不同，其中又只有明园学校、桃园小学的山东籍办学者，打工子弟一小、普语私小的内蒙籍办学者是在非同乡聚居区主动办学的。自由办学者在办学选点上不考虑同乡因素，有利于满足来源地复杂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儿童的入学需要，也有利于解决有优势人群但无办学者的地方的外地儿童入学问题，如圆明园附近安徽人居多，但无人办学，山东人办的明圆学校就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 燕南, ) 办民工子弟学校没有法规保障，办学者需要同乡的支持。流动人口因教材、语言、同乡意识等原因，倾向于送子女到同乡办的学校上学，因此一个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同乡子弟成为办学者选择办学地点的重要因素。固始民办教师黄xx 1998年2月来京到已经有三个私小（其中一个是他的同事办的）的八家村办学，就是因为八家是固始人的聚居地。八家村委会将四所私小合并为两所后，黄xx 1998年8月搬到海淀区厢红旗办学，因为那里有老乡，虽然张北人1995年9月就在那办了学。 ( 燕南, )
（九）办学风险 1．政策风险
北京市各级教委对办民工子弟学校多数采取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不批办学申请，也很少干预，但有些办学者怕政府以后明令禁止而不敢投资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了获得办学的合法性，少数办学者在家乡教育局办“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还有一些办学者说自己是家乡教育局委派的，但教育局在财务、人事、管理上并不起作用，只是提供期末考卷、协助订教材而已。 ( 燕南, ) 2．动迁风险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城乡结合部土地被征用，流动人口不得不迁移，民工子弟学校也随之迁移。对校舍的投资在动迁时是得不到补偿的。 ( 燕南, ) 3．学生流动风险
学生家长因雇佣合同到期、生意难做、回老家等原因而流动，使民工子弟学校有很高的学生流动率。有70多个学生的申王府育才小学每学期的流动量一二十人，流动率约20%。一些流动人口拖欠着学费，却不辞而别，另办学者很苦恼。生源不稳定还使办学者不敢增加单式班和教师。 ( 燕南, ) 4．权力部门干预的风险
为菜农子弟办的学校都能得到村委会的支持，昌平回龙观镇北店村甚至向办学者无偿提供校舍，使他们能保持每学期200元的民工子弟学校最低学费。流动人口是村民的房客，多数村委会对为房客子女办的学校也会支持或默许，但有些村委会、派出所、联防队为了治安等原因不让办学，或者与办学者讲条件，如利润分成等。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因动迁、派出所禁止等原因曾四度迁移。海淀八家村委会对民工子弟学校的干预是最突出的。固始人张xx 1993年创办的八家社会小学1996年时因村委会禁令迁到清河，三个月后又返回八家。1997年4月，内蒙鄂伦春自治旗的中学教师王xx和她的两个姐姐来八家村办了普语私小。1998年2月张校长家乡学校的同事黄xx也来办学，还有光山人李x办的学校。八家村委会把四所学校聚在一起，规定每学期从各个学校抽调学生进行考评，学生成绩差的学校要停办。根据1998年6月的考评，李x和黄xx的学校被解散。村委会让八家社会小学租用八家幼儿园的教室，让普语私小租用八家五队浴池的闲房上课。八家村因计划生育儿童减少，幼儿园只剩下二十几个孩子，却有七个阿姨，她们一部分工资就来自教室出租费。1999年3月，八家村委会与两家私小签定了新协议，以校舍作为投入与办学者合作办学，收入分成，学费收入55%归八家村，45%归办学者，并要求两校将原来每学期300元的学费提高到400元。八家社会小学有340名学生，每年600元学费，年收入可达元，交元租金。实施新协议后每年学费800元，仍保持340名学生，年收入元，八家村提走元，比只收租金多收入元，受损失的是学生家长。办学者对“东家”的要求只能顺从，因为“你不干了，村里正好可以接管，教师有的是。”一些“东家”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态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海淀区树村实验站免费向张北办学者提供4间教室，树村村委会和海淀乡政府1998年六一儿童节还慰问了树村的两所民工子弟学校，送去价值上千元的文体用品。 ( 燕南, ) 对民工子弟学校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权力部门中人的观念。北京各区县教委默认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但丰台教委却对其全部取缔。多数派出所允许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但一个派出所对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说：“你在哪儿办都行，就是不许在我们的地界上办。” ( 燕南, ) 5．勒索风险
个别办学者成了被勒索的对象。1998年6月几个“黑道上的人”要在太阳宫办学的祁xx
交出几万元，祁xx 害怕，只能弃掉学校回了固始。他走后三个没做过教师的固始人两个月内在太阳宫办了三所学校。 ( 燕南, ) 6．事故风险
办学者对学生在校的安全负有责任。圆明园附近的明圆学校发生过一个学生因口角刺死另一个学生的事件，虽然责任不在办学者，也令办学者在学生安全问题上提心吊胆。为了明确责任，多数学校与学生家长签定“学生安全责任书”。海淀半壁店田丰小学的《学生安全协议保证书》规定：“关于学生安全责任问题，经学校及学生家长协商，特明确责任如下：1.学生在到校以后至上学之前，在学校校园内发生意外事故，由学校承担责任，但必须确定是在校园内发生的意外事故。2.在校园里如果两个孩子因玩或打架而误伤对方，其责任应由另一方孩子的家长负责。3.上课时间及课间休息时间，学生不准走出校园，如有紧急事情，需要请示教师，经允许后方可走出校园。如不听老师嘱咐、安排，擅自离开校园，出现意外事故，由学生本人负责，校方一概不负责任。4.到校之前以及放学之后，学生在校外和路上出现意外事故，校方一概不负责任。”有400多个学生的张北希望小学有许多需要换车上学的学生，办学者要求放学后家长来接，以免学生被拐走或出事。该校办学者认为不应该接送学生——“出了安全问题怎么办？” ( 燕南, )
二、学校
（一）民工子弟学校主要分布在四环以外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聚居区。
我们的调查基本上遍及与北京中心区接壤的各乡镇：海淀区的四季青乡、青龙桥乡、东升乡、海淀乡、清河镇，朝阳区的洼里乡、太阳宫乡、来广营乡、东风乡、南磨房乡，丰台区的南苑乡、卢沟桥乡、六里桥乡，昌平县的东小口镇、回龙观镇，大兴县的旧宫镇，等等。118个民工子弟学校（含4个分校）中，海淀区有41个，朝阳区44个，石景山区11个，丰台区7个，通州区1个，昌平县8个，大兴县2个。海淀、朝阳、石景山比较普遍和密集，往往一村一个，甚至一村四个、五个。二环以内的西城、东城、崇文、宣武四区没有发现此类学校，二环与三环之间（丰台）有1所，三环与四环之间有15所，四环与五环之间有60所，五环以外有42所。民工子弟学校主要分布在四环以外，这些地区流动人口多，房租也相对低廉。 ( 燕南, )
（二）民工子弟学校规模小，平均每校有91个学生。学校之间规模相差巨大，小的只有7个学生，最大的有876个。 ( 燕南, ) 118个学校中： 20人以下： 18个 20---49人： 36个 50---99人： 33个 100---199人： 22个 200人以上： 9个
我们调查的学校有约个学生，估计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有200所，学生个。北京300多万流动人口中6-14岁的学龄儿童少年占% ，约11万个。有民工子弟学校的地方基本没有了失学儿童，那么公立学校应该有约9万个流动人口子女借读。流动儿童少年的数目随着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应该呈增长之势，因为其中许多人是有了民工子弟学校才来北京的。许多学校新学期学生数都会爆炸性增长，几乎没有学生减少的学校，增加的学生主要来自公立学校和家乡。公立学校降低收费和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都造成外地儿童少年的涌入，这可能正是有关部门不努力督促公立学校降低收费和使民工子弟学校合法化的原因。那么流动人口子女是否可以随父母流入城市而仍然接受义务教育？《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
法》第三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凡常住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应在常住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多数流动儿童少年在家乡有可以作为监护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但“父母不在家，孩子不听话，谁也管不了”，而且“在叔叔、姑姑家有寄人檐下的感觉”，流动人口只好把孩子带在身边。流动人口家庭团聚也是人之常情。 ( 燕南, )
（三）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年级数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呈递减之势。
其原因一是民工子弟学校不能发毕业证，大多数学生需要回家乡上小学高年级，二是家长一般把年纪小的孩子带在身边，让年纪大一些的孩子留在家里。 ( 燕南, ) （表6）118个学校中开办各年级的学校数以及各年级学生数
学前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初一 初二 合计 学校数 111 113 103 90 59 30 11 4 4 学生数 2922 2088 1589 1018 595 254 67 44 24
（四）多数民工子弟学校采用家乡学校的学制、教材、教学方式和考卷。
多数学生在北京的学习是过渡性的，学生用家乡教材转学回家后能衔接上，而用北京教材的学生回家后则通常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有52所学校用人教社6年制教材，41所学校用人教社5年制教材，16所学校用北京6年制教材，6所不详。北京公立学校不用人教社教材，办学者在北京买不到人教社教材，只能向家乡预定。采用北京教材的学校认为应该给外地儿童提供北京的教育，但一些学校用北京教材可能是因为人教社教材难买。 ( 燕南, ) 与家乡学校一样实行五天半授课制的学校有48个学校，与北京学校一样实行五天授课制的有39个学校，实行六天授课制的学校有15个，有的是为了弥补复式班教学时间的不足，还有的是因为家长忙，12所学校不详。 ( 燕南, ) 实行包班教学的有65个，实行分科教学的有42个，其中有四个学校两种教学方式都有，15个学校不详。包班的教师要教一个班所有的课，不只是语文、数学，还有音、体、美、思想品德等课，教师们的负担相等，但教师并非多面手，某些课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包班可能与学校规模相关较小而与家乡的教育传统相关较大，例如有422个学生，7个年级的张北希望小学也实行包班制，有11位教师，而河南人办的有874个学生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却有41位教师，分科教学。 ( 燕南, ) 民工子弟学校的考试有评价学生、考核教师、供家长评估三种功能。有95所学校用家乡铅印的期末考卷，一方面与教材配套，另一方面保证考试的客观。许多学校收新生时进行测试以确定学生的起始水平，作为以后考试的参照。为了向家长证明考试的公正，学校没有向学生“透题”，一些学校邀请家长监考，如果家长担心教师打分不严格，可以当场批卷。张北希望小学的办学者让我浏览了期末考卷，普遍是八九十分。他说这比家乡强许多，个别得六七十分的学生是新来的，原来基础差。一些学校以学生成绩作为奖罚教师的依据，朝阳区龙王堂赵家小学的《对任课教师的工资标准及要求》规定：“1.教师所授科目每班级学生成绩及格率必须达到70%以上，班平均分数不低于70分，基本工资为400元。2.班级科目成绩及格率在81-90%，班平均分数在80-89，除基本工资外每月奖金50元，及格率在91%以上平均分数在90分以上，除基本工资外，每月奖金100元。 3.相反，及格率在69-60%，平均分数低于69-60分，每月在基本工资中扣除50元，月工资为350元，及格率在59%以下，平均分数低于59分，每月在350元工资中再扣除100元，月工资为250元，并要求在节假日中为学生无代价补课，否则下学期不聘用。4.及格率与平均分数二者缺一不可。5.按所授科目中最低成绩定工资及奖金。”有些学校奖罚措施显得过于苛刻，例如津海小学规定四年级的教师必须保证人人得100分，因为只有10个学生。 ( 燕南, )
（五）约三分之二的学校有复式班，其中四成是多级复式。
118所学校除5所不详，没有复式班的有41所，有复式班的72所，其中有二级复式班的44所，有三级复式班的17所，有四级复式班的9所，有五级复式班的2所。张家口人办的58所学校中，只有5所无复式班，多级复式全是张家口人办的。信阳人办的40所学校中，19个有复式班，明显少于张家口人的学校。如果一个年级学生过少，其他省的人往往不开这个年级，张家口人则来者不拒，一个、两个也收。 ( 燕南, ) 复式班在张家口地区比较普遍。交通不便的山区一村一校，以便学生能就近入学。教师少，只能开复式班。许多张家口地区教师在进修时学的就是复式教学。有人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复式班原始、落后，如果运用正确，它有许多优势。复式教学动静搭配，自习时间长，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复式教学学习环境复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控能力。京源二小的张老师也认为复式班不一定比单式班差：“一个年级的人少，学生锻炼的机会就多。低年级上课时，写完作业的高年级学生能跟着低年级复习学过的知识，原来学得不扎实的知识就巩固了。高年级上课时，写完作业的低年级学生跟着听，也能提前掌握一些东西。家乡许多复式班考试成绩比单式班还好。” ( 燕南, )
（六）很多学校办学条件差，与正规学校有很大距离，是扫盲型学校。
民工子弟学校可以分为正规型学校和扫盲型学校，前者努力向正规学校看齐，后者条件差，与山区小学相似。
（表7）正规型学校和扫盲型学校的对比
正规型学校 扫盲型学校
课程 开全国家规定的课程 语文、数学为主，音体美不开或不正规
教学 多为单式教学，分科授课 多复式教学，包班授课
教师 多有教师资格证书，师范学校毕业 许多教师缺少专业训练
校舍 标准教室，正规桌椅，操场较大 民宅，拥挤、采光不好，自制桌椅，少 活动场地，
活动 少先队、升旗仪式、运动会、联欢会、郊游、参观、墙报、作业展览、图书角 活动少
目标 向正规学校看齐 学生转学回家后能跟上
以城市学校甚至以北京学校为标准，民工子弟学校自然问题成堆，而流动人口以家乡学校为参照，就能认可条件、教育质量与家乡学校相似的民工子弟学校。 ( 燕南, )
（七）学生来自河北、河南的最多，家长主要从事中低收入工作。
学生来自河北、河南的最多，其次是安徽，然后是四川、湖北、浙江、山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原籍大体反映了北京流动人口的来源。有些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清一色来自某个县，有的学校的学生则来自全国各地。根据河南固始人办的太阳宫流动学校的《学生与家庭情况登记表》，153个学生（有效数据）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河南人63个（固始人26个，占总数的17%），占总数的%，安徽人47个，占%，其余是河北8人，湖北7人，浙江、江苏各5人，重庆4人，四川3人，福建、吉林各2人，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广东、山东各1人。 ( 燕南, ) 学生家长在京的工作主要分三类：一是从事农业、养殖业，如种菜、养猪等，二是做雇工，如清洁工、建筑工、搬运工等，三是做个体户，如摆摊卖货、收废品、开车等。这些工作收入都不高，有些工作还有很大风险，如猪瘟使许多在朝阳区清河营养猪的河北沽源人赔了本，学费也只好拖欠。 ( 燕南, )
（八）民工子弟学校出现之前，流动儿童少年的失学、超龄上学问题十分严重。学校出现之后，失学、超龄上学问题大大减少。 ( 燕南, )
民工子弟学校出现之前，流动儿童少年的失学、超龄上学问题十分严重。办学者办学前普遍发现有十岁以上的失学儿童，办学后低年级的超龄儿童大大减少。太阳宫流动学校学前班57人，有效数字54人，有9人超过6周岁， 超龄率为%。一年级48人，有效数字46人，有13人超过7周岁，超龄率为%。二年级30人，有7人超过8周岁，超龄率为%。三年级18人，有13人超过9周岁，超龄率为72%。一个班的学生年龄差距竟达5至6岁。海淀小屯的张北小学有一个学生18岁才上二年级！朝阳区固始人办的洼边四小三年级有53个学生，竟有15个超过14岁，而三年级学生的正常年龄应为9或10岁。一些学校没有超龄学生，因为“办学后外地孩子都能及时入学了。” ( 燕南, ) （表8）太阳宫流动学校学生的超龄情况（黑体数字为超龄人数）
出生年份有效数字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超龄数 超龄率% 学前班54人 1人 1 7 21 18 7 9 一年级46人 1 2 10 13 19 1 13 二年级30人 1 1 5 20 3 7 三年级18人 2 11 3 1 1 13 72 全校148人 42
（九）民工子弟学校收费低，多数每学期学费不到400元。
118所民工子弟学校每学期学费（学费中包括书本费的减去50元）如下： 200--299元： 50个 300--399元： 33个 400--499元： 14个 500--599元： 11个 600元以上： 6个
不详： 4个
平均： 元
有些北京公立学校六年的赞助费需一次交齐，多数家长无法筹集，而且许多家长并无长期在京或呆在北京某个地方的打算。民工子弟学校的收费则非常灵活，许多学校按月收费，而且普遍允许拖欠学费。如果流动人口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在他的学校，办学者会给以优惠。办学者对特殊学生，如只有单亲，残疾，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学费减免。 ( 燕南, )
（十）不同收入的流动人口选择不同层次的学校
扫盲型民工子弟学校，正规型民工子弟学校，北京农村学校，北京城区学校，北京重点学校构成了学校的层级，供不同层次的外地人选择。一些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并不在意高额的赞助费。海淀区厢红旗的一所小学的河南固始籍看门人每月工资900元，还卖烤白薯、食品、饮料和烟，收入较高。他的大孩子在L中学，三年共交一万二，小的在他所在的学校。他的择校观念更象一个城市人：“我没让孩子上Y中学，因为那里农民孩子多，素质差。L中是军队办的，学生家庭素质好。”海淀八家村的一些流动人口把子女送到相距一站地的清河镇小鸿雁班，因为那里有北京教师，虽然八家的民工子弟学校每学期学费低100元，而且条件也不差。朝阳区立水桥市场的一位摊主认为民工子弟学校质量不高，把三个子女都送到公立学校借读。有趣的是有几个民工子弟学校办学者也把子女送到公立学校上学。 ( 燕南, ) 许多流动人口在择校时主要考虑同乡关系、距离、学费等因素而忽视学校条件和教育质量。流动人口选择同乡的学校有几个原因：对办学者知根知底，用家乡的教材有利于学生回家后的衔接，语言听起来不费力，支持同乡，“捧个人场”。有时同乡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如外
乡人的学校，但家长碍于情面，还是让子女在那里上学。孩子小，走远路家长不放心，接送也不方便，所以家长一般选择离家近的学校。有时宁肯选择条件差但离家近的学校。许多家长让孩子去条件差但收费低的学校，例如石景山申王府的一些家长选择每学期学费300元的张北人办的学校而不是学费400元但条件更好、近于正规学校的育才小学——张家口市的退休教师，英语和电脑课，很好的美术教育，丰富的课外活动。一年省200元对许多家长仍是不小的诱惑。 ( 燕南, )
三、教师
（一）教师的数目
只有1个教师的民工子弟学校有13所，有2个的有36所，有3个的有26所，有4个的有13所，有5个的有12所，有6到9个教师的有13所，有10到15个教师的有8所，有一所有41个教师。118所学校共有536名教师，平均每个学校有个教师，每20个学生有一个教师。 ( 燕南, )
（二）教师的聘用与奖惩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队伍参差不齐：有的是家乡或北京的教师，有的师范学校刚毕业，有的没做过教师也没上过师范，。一些学校聘请北京教师以吸引学生，但也有的学校不愿聘北京教师，如海淀树村的中豫育才小学的办学者说：“我不招北京人，他们吃不了这个苦。不吃苦教不了复式班的学生。”还有的学校不招大学毕业生，如张北希望小学的办学者认为“师范生立意太远，反而教不了小学生。”有的办学者愿意聘用女青年，认为工资不多又适合教小孩。 ( 燕南, ) 各学校多有教师奖惩制度。在朝阳洼里办学的范xx说：“我们教师的基本工资是300元。学生不打架、不出意外事故，发50元安全奖，每次考试比上一次提高，发100元成绩提高奖，按时上下班不旷课，发50元考勤奖。” ( 燕南, )
（三）教师收入与其他流动人口的比较
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月工资多在400-700元之间，假期一般没有工资，其月工资（包吃住的按150元折算为工资）水平如下： ( 燕南, ) 400元以下 2个 400-499元 23个 500-599元 25个 600-699元 12个 700-799元 5个 800以上 4个
无雇员 27个
合作分红 4个
义务教课 1个
不详 15个
北京流动人口中的打工者按收入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月薪在1000元以上的技术工作，如美发师、厨师、司机、汽车钣金、喷漆工、汽车修理、维修工、木工、瓦工等，二是月薪在600至1000元的技术工作或销售工作，如导购、公关小姐、文秘、财会、电焊工、车工、钳工、油工、电工、缝纫工、熨烫工、寻呼员、打字员等，三是月薪600月以下的非技术工作或附属性工作，如装卸工、壮工、保安、快递工、售货员、保洁工、保姆、看楼人、配菜工、面点工、杂工、汽车学徒等。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工资在以上职业中只相当于低等水平。包班的教师每天上7节课，放学后还要批改作业，负担是很重的。 ( 燕南,
)
（四）农村教师加入民工潮
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的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许多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办学前就放弃教师工作来京打工，如丰台区打工子弟一小的办学者办学前在京做了两年老人护理工作，石景山区便民小学的办学者办学前做了五年保洁领班，朝阳区豫固小学的办学者办学前收废品，朝阳区育苗小学的办学者1991年来京后做厨师，然后又自开小吃店，海淀区实验站希望小学的办学者来京种地，因做过教师被同乡请出来办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存在的民工子弟学校为农村教师提供了依靠专业致富的机会，促使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民办教师在家乡的月薪一般为200-300元，而且常常拖欠几个月，他们到民工子弟学校打工可以拿到500元左右的月薪，而办学则更可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过万元。民办教师半农半师，不象公办教师那样可以吃商品粮，是教师群体中处于最底层的无所牵挂的边缘人。农村公办教师不忍丢弃劳保、稳定的收入、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一些公办教师为生活所迫也来京办学挣钱。海淀安河桥安新小学的办学者是张北公办教师，患类风湿病十几年了，脊柱僵直，肌肉萎缩，药费几千元，却只能报销50元的人头费。“每月工资应该是470多元，但财政困难，1993年改的新工资挣不上，工资不能按月发，12月了才发到8月份的工资。两个小孩在张家口上技校，每月共需要600元生活费。现在因病下岗后，应得工资只有350元，不额外挣不行。”在朝阳洼里办学的河南固始公办教师范xx 1993年师专毕业后在家乡中学教了五年书，每月工资400多，“三口之家，没法生活”，1998年9月离职来京办学。河北沽源的一位在职办学者说：“看别人在北京办学很红火，自己也想在北京有个摊，退休了再过来就没晚了。”许多沽源教师有此想法，他们找人在北京照看学校，每月过来一次。教育局发现了这个苗头，下了禁令。 ( 燕南, ) 投入少的民工子弟学校里教师的工作是主要的，一些办学者找来原来的同事帮忙时，要么变独办为合办，要么给以高薪，否则对方会另办一个。有些教师肯受雇于人，其原因主要是：不想长期做教师；不愿操心和承担风险；缺少启动资金；没找到合适的办学地点。 ( 燕南, )
四、如何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
（一）北京公立学校有能力接收流动人口子女就学 城市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比较严格，学龄儿童大幅度减少，北京公立学校有大量富裕学额。北京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小学已是外来儿童的天下。朝阳区西八间房小学六年级36人，外地儿童占一半，五年级58人中27个是外地儿童，二年级两个班中有一个是专为外地人设的。清河三小二年级一个班有学生53人，借读生多达46人。海淀区八家村1998年只有不到10个新生儿，这意味着八家村小学六年后一年级一个班都招不满。八家幼儿园也只剩下二十几个孩子，把园舍大部分都租给八家社会小学。城乡结合部的许多村庄外地人超过了本地人，丰台大红门地区的浙江人已是北京人的三倍。 ( 燕南, )
（二）公立学校降低、乃至取消赞助费
北京公立学校的收费令中低收入的流动人口家庭难以承受。公立学校对借读生主要收三种费：借读费、杂费和赞助费。每学期借读费480元，杂费统一收取50元，外地人最感到头痛的赞助费由各个学校自己规定，每学期从250元至2000元不等，更象是一种禁止性关税。北京公立学校还有名目繁多的其他收费，如校服费、电脑课费、考卷费、参考书费、郊游费等，令外地儿童不堪重负。京豫陈小学有四百多个学生，办学者有可观的收入，但他仍然感到无法供子女在北京上中学：“我的两个子女初中得回老家念——北京的中学上不起。我在学校里工资与（教学）校长一样拿1000元，我与媳妇一年共拿两万多。如果孩子在北京学校上
学，我们两人等于白干。” ( 燕南, ) 北京公立学校可以降低、乃至取消赞助费，借读费基本可以弥补学校因招收外地儿童直接产生的费用。如果以530元学费招收50个外地儿童，年收入元，可以用年薪元返聘退休语文与数学教师，支出3万元，用元支付其他学科教师的讲课费，其他用于支付校舍折旧、教学设备、水电、管理等费用。学校虽然净收益不大，但在职与退休教师都增加了收入，而且解决了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清河二小每学期250元的赞助费收费方案从侧面也证明了降低、乃至取消赞助费的可能性。少收乃至不收赞助费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上是可行的，但有可能引发流动人口子女大量涌入城市，违背控制流动人口规模的总的流动人口政策。流入地政府为了控制流动人口规模，不得不设置必要的门槛。 ( 燕南, )
（三）农民流出致富是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的一个途径
流出地政府没有能力跟踪流出的儿童少年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但流动人口作为纳税人有权利从流出地政府获得相当于家乡人均教育经费的补偿，可是这点钱是微不足道的。义务教育应该是免费的，但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主要靠地方财政，贫困地区财政缺钱，失学、辍学的儿童难免就多。在国家不能大幅度增加农村教育经费的情况下，农民流出致富，自担子女教育费用也许是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的一个途径。 ( 燕南, )
（四）对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必要的管理，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它们
民工子弟学校没有“上级”，但通过竞争机制也能维持一定的办学标准。一些教师认为他们在私小比在公立学校更卖力气，例如在昌平中滩办学的杨贵梅说：“我们在这用的精力是老家的三倍，这与承包土地是一个道理。老家的民办教师忙于种地，有的连作业都不批。”在旧宫镇海迪小学教课的北京退休教师王xx说：“我退休前是北京市的劳模，但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卖力气。公立学校的教师放学后马上就回家了，我们还要给刚来的学生补课。”由于一些农村学校教育质量不高或不方便学生上学，流动人口家乡也有人在办私立简易学校，一些家长宁肯一年花几百元送子女上这种学校。海清希望小学的办学者在家乡时就办私立简易学校，主要是因为公立学校远。 ( 燕南, ) 民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也很多。一些办学者一边教课一边还种着地，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缺少任职标准，一些学校校舍简陋，采光不好，桌椅不整，损害学生健康。流动人口普遍有两个孩子，个别的有四个、五个乃至七个孩子。民工子弟学校的一个副作用是给超生者去除了超生子女就学难的顾虑。流入地或流出地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对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必要的督导，如认定教师资格，规定基本的教学条件等。为了使民工子弟学校保持低收费，又能改善办学条件，可以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图书、桌椅、教具，开展义务支教等活动。事实上，民工子弟学校是大学生开展社会工作、教学实践和社会学、教育学等研究的理想场所。 ( 燕南, ) 1．郭扶庚，“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不容忽视”，《光明日报》， 2．黄志法、傅禄健，“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文汇报》， 3．刘微，“流动人口子女到哪里去读书”，《中国教育报》， 4．汪明，“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难难在何处”，《光明日报》， 5．谢晋宇，“流入大城市农村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西北人口》，p32-36
第2篇：珠三角民工荒调查报告
珠三角“民工荒”成因调查研究报告
10劳保3
组员:黄洁华 黄春香 黄苑红
苏建星
肖子亮
民工荒” 是指城市经济需求的民工劳动力普遍高于民工愿意和能够提供的劳动力, 即民工劳动力出现短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参与了现代化建设, 但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泛珠三角的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且有愈演愈烈趋势。“民工荒”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而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 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为正确认识“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及有效地为“民工荒”提出建议, 我们设计了这份珠三角“民工荒”成因调查问卷。
在问卷设计前，小组已对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农民工群体进行调查，获得大量的探索性资料，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访谈提纲和问卷调查的内容要点。在此基础上，根据“民工荒”研究所获得的信息资料，开始调查问卷设计。课题组成员经过多次互动和讨论，又做了部分修正，最终确定问卷定稿。
“民工荒”的成因复杂，我们主要从几个主要的成因设计问题。
首要原因工资低。工资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呈下降趋势，甚至有企业拖欠工资，如问卷第
7、
8、18题就涉及工资待遇问题，能直接反映工资对工荒的影响。
其次是工作待遇不佳。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低下：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障设施差、吃住条件恶劣；企业文化生活少、员工缺乏凝聚力，企业文化无从谈起；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请假制度几近苛刻。问卷的第
10、
19、
21、22题等就能反映民工工作所受到的不公待遇。
第三是社会关注不够。劳动力市场功能的不完善，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民工户籍、民工子女入学就读等障碍，均影响民工的择业。问卷中的第
17、
21、23是按照这些问题而提出的。
通过此次的问卷调查，收获到相关数据，了解民工荒对于民工，企业及政府、社会的影响，为企业和政府提供报告和建议。
数据表明，有约10%的农民工表示他们一点也感觉不到幸福。在众多减低幸福感的因素中，以家庭因素为主因的人数排第一。例如，与家人分居两地，在工作城市难寻佳偶，子女就学难等各种家庭问题，让农民工们感觉孤独，没有归属感，生活失去失望，不幸福，于是，他们自动离开这片农民工需求相对较大的土地，转移到别的地方，这样也就成为了造成珠三角“民工荒”的成因之一。
其中，数据表示，最多人反映的需要急切改善的问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 广州2010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但大部分普通农民工的子女难以得到实质的好处，解决就学问题主要还是依靠民办学校。
市总工会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在人财物方面给予民办学校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充分动用社会力量来提升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
一是充分发挥高校学生的力量，动员广大青年和学生走进民办学校支教； 二是进一步加大公办学校师资力量对民办学校的支持；
三是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与户籍问题脱钩，实行无条件的公平义务教育，其核心即实行义务教育经费“钱随人走”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而从性别来看，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为分，高于男性农民工的分。分析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虽然女性要兼顾家庭和工作，但男性仍然较女性承受着更为沉重的工作和心理负荷，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付出更多。
新生代农民工的回答透露出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社保)的渴望、对孤独感(主要是婚恋方面)和迷茫感(未来发展)以及物价(特别是房价)上涨的无奈。
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幸福感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小学及以下层次、初中层次、高中(中专、中技)层次和大专以上层次农民工的幸福感得分分别为63.
33、
2、和分，学历越高，幸福感越强。
本次调研显示，家庭因素的权重排在第一位，而经济因素反而退居其后。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要高些。
更进一步的数据显示，与配偶或恋人有较多时间和机会在一起的农民工，其幸福感明显要高些。
第3篇：民工子女心理状况社会调查报告
民工子女心理状况社会调查报告
摘要：
农民工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和乡镇就业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很多孩子也跟随父辈来到了新的城市。他们挣扎在城乡“二元”差距的矛盾中，他们没有被城市完全接受，也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民工子女，作为当代中国少年儿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特殊的教育，正在形成着一种区别于城市儿童和乡村儿童、介于传统人和现代人之间典型的“过渡人“的边缘素质。
随着其日趋扩大的群体和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
民工子女 心理状况 自卑 自信
前言：
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也就导致了大批的农村务工人员走向了城市，这种现象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主要是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
通过这次调查，调查组员将真正了解民工子女（这里是部分）的心理现状，了解他们在学习、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心理状况，以有效地反应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关于民工子女的问题，以更好地探讨其原因，呼吁社会关爱民工子女。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由于精力有限，我们查询了温州本地的一些农民工子女教状况，最终选择了鹿城益 民工子弟学校（益民学校）部分学生、茶山二小外来民工学生和本地学生。
我们的调查方法是以问卷调查中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为主，以对个别老师的访谈为辅。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其中有效问卷186份，有效率高达93%。
主体：
温州益民民工子弟学校有6个年级，我们的调查范围是小学4—6年级，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做完了200份调查问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对调查所得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至此我们对益民民工子弟学校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结合本学期的《社会调查教程》课程我们开始撰写本次调查报告。
数据分析：
温州进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导致了大批的外来民工进入温州“淘金”。据调查统计显示（见表一）温州民工子弟学校子女父母来自于全国各地，例如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14个省。其中安徽务工人员达到%，江西达到%。可见这两个省是人口迁出大户。
这些务工人员在温州所待时间在4年以内占到%五年以上仅占%。由此可见温州进年来人口急剧上升，民工问题也摆在了政府工作议程，其中的民工子女的学习，生活情况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我们本次调查的目的就是了解民工子女的心理现状，认识现阶段民工子女的心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促进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的交流，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让更多的人关注外来民工子女，推进社会的发展。
（图标一）
民工子弟是否会因为家庭原因而厌恶读书吗？事实证明不是。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同学非常喜欢读书，只有%的同学选择了不怎么喜欢和不喜欢上学。
我们还调查了同学们的上课积极性，看看这些民工子弟同学是否赶在同学面前举起手来，勇敢的发表自己打的意见。据调查统计（见下表）显示有35位同学经常回答问题，占到%。有78位同学选择一般占到%。只有14位同学选择了几乎没有，仅占到总百分比的由此可见民工子弟并不像外广泛说的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回答问题。我想不能因为几个学生的势力行为，就全盘否定城市学生看不起民工学生。同样也不能因为某个学生性格孤僻就说民工学生都是自卑，孤僻的。
对于第4个问题：如果你和同学打架了，你觉得老师会比较包庇谁？我认为与现在社会某些民工子弟自卑，孤独有很大的关系。在一个企业里，领导是我们的头，我们一切听领导的；在家里，我们听父母的，因为父母比我们大；同样在学校里我们听老师的，老师是我们的榜样。如果连老师都不能以身作则，公正的处理事情，又怎么能带好学生呢？最近四川发生8级地震，举国哀悼。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师，叫"范跑跑"，在地震中他不但丢掉自己的学生只顾逃命，事后还乐呵呵的上电视做节目，为自己辩解。这种人怎么配当老师，有这种人，教育能好吗？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还是有少数老师不能很公平的处理事情。希望老师能严于律己，公平公正的处理事情。
我们对民工子弟学生与同学相处情况做了调查（第5，8，9，10题）调查统计如下：
通过上述图表我们发现在同学关系上大部分都处理的比较好，仅有很少的一部分比较离群，希望老师给予更多的关心，让他们和别人一样开心的上课，开心的玩。
为了调查学生是否自信，我们设计了几个问题（第11，12，13，14）
从以上两张调查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的同学认为有别人说他坏话，有%的同学认为有别人在背后嘲笑他。由此可见在民工学生在自信方面还是比较的差。有31%的同学认为是学习不好造成的，%的同学认为是出丑造成的仅有%的同学认为是外地学生造成别人嘲他的原因。
通过上述几张图表，我们发现心理比较不自信，有自卑倾向的学生仅占整个民工子弟学生中的一小部分。
综合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显示，我们发现了几大问题
1、少数外来民工子女由于家庭的居住环境差、经济职业地位低、生活不稳定等原因, 民工子女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只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看不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2、他们非常希望得到教师、同学的关注与肯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仅没有得到教师和同学的关注, 还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再加之年龄段和家庭条件等多方面原因, 情绪极不稳定, 学习、生活热情明显减弱, 进而产生了不良的、消极的心境。
意志方面由于不愉快的心境, 加上得不到家长、教师和同学的帮助与支持, 使其做事缺乏自信, 无法信心百倍地去克服困难,
2、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民工子女学生因为成绩和出丑而认为别人嘲笑他，反映出他们自信心还不够，
3、大部份外来民工学生并不自卑，和同学的关系也还好，没有受到别人的歧视。
建议：
针对外来民工子女的心理发展现状, 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形成一股合力, 给民工子女构建一个和谐的教育环境, 从根本上解决民工子女的心理发展问题。
(一)各级政府应加强对民工及民工子女利益的保障
1.消除对民工的政策性歧视, 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
2.解决民工子女的教育不公平问题。
3.重视对民工的职业培训。
民工在城市从事的多是技术成分较低的体力劳动, 造成经济状况不佳且受人歧视, 加强对民工的职业培训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
(二)优化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环境
1.制定法规。政府应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规范, 禁止企业要求员工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 这样, 民工才有和子女相处、交流的时间, 给孩子一个和谐的、民主的、健康的成长家园。
2.帮助家长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民工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家庭教育的本质属性, 掌握孩子的成长特点, 认识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需要。
3.指导民工进行科学的家庭教育。可通过建立家长委员会、开办家长学校、定期召开家长会、开展家教咨询热线、进行家访、书面指导、电话联系以及组织开展学校教育教学开放日周等活动, 以不断提高家长家教的整体水平。
(三)为民工子女构建和谙的学校教育环境
1.消除社会歧视, 构建和谐班级。作为大城市, 理应有开阔的胸襟来接纳民工子女, 让外来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很好地融人到城市文化中去,从而淡化身份上的差别。具体措施有通过出黑板报、开展主题班会、演讲等活动, 使学生明白“ 人生而平等” 的道理通过开展如何正确看待贫穷和富裕的辩论会, 并利用“ 播、宜传栏宜传出身苦寒却功成名就的典型事例, 鼓励贫困学生通过勤奋学习改变命运。同时, 全体教师应形成共识, 营造爱生的氛围。
2.教师应加强对民工子女进行教育和心理疏导。为了使民工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 健康成长, 教师应针对他们在学习内容和学习习惯方面的缺失, 根据其身心发展规律, 从非智力因素着手, 帮助他们树立学习信心, 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教育干预：
(1)重视民工子女的自信心培养。民工子女最为突出的心理问题是自卑感强, 缺乏自信心。因此, 应在班几营造一种自信的氛围, 可通过制定充满平等自信的班训,。
(2)根据民工子女的心理特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的形式有建立心理档案、进行心理辅导与咨询、开展团体辅导、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等。
(3)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 实现心理的平衡。
结束语：
城乡物质条件的差距，必然导致了民工子女的一系列问题。解决民工子女的心理发展问题, 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妥善的处理民工子女问题不仅帮助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安了他们的心，而且让他们更积极的为城市建设出工出力，推进城市的发展，也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 全社会都应关注民工子女的成长, 为他们造就舒适、和谐、人性化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让异乡来的孩子们同样感受学习的快乐, 生活的幸福, 同样拥有一片美好的蓝天, 共同创造美丽的精神家园。
第4篇：川浙民工问题调查
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 中国 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农民阶层开始迅速分化和迁徙。最具有 社会 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 企业 为跳板异军突起，义无反顾、势不可挡、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并以工人阶级后备军和城市居民预备队的姿态，执着而耐心地等待着社会的认可。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凤凰涅般木”，是中国产业工人划 时代 的整体性更新。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感悟的驱使下，农民工 问题 成为我重点 研究 的一个课题。
我国 目前 有多少农民工？
笔者到四川、浙江等地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总的感觉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
四川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数量的巨大。一份详细材料表明，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 农村 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对于这几组数据，可以作三点简单的 分析 ：首先，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次，200万个农户举家迁往城镇，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也提醒我们这已经不单纯是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还是人口以户为单位的群体大迁徙。第三，576亿元的农民工劳务收入，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这标志着农民工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至6月份，全省有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万人；实现劳务收入亿元，同比增加61亿元。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 发展 的强劲势头，数量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都是 历史 上不多见的。
一般认为，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有两个变量：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变量在我国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宽松， 论文的标准格式农民工的流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有两个数字可以 参考 。一是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二是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就业人数。据有关统计和调查分析，2004年，前者为亿，后者为亿，两者相加为亿。但这两个数据有交叉重合，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中有一些不是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人数又不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此外，有些乡镇企业改制后就不纳入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统计范围，但一线工人仍然以农民工为主体。除上面两个数据外，还有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说明农民工群体之宏大。比如，200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达亿人次，比10年前增长亿人次。农民工一般占春运客流的60%以上。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
农民工属于什么阶层？
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是的，尽管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有多年的坎坷历史，但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农民工一直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与农村
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据了解，在浙江，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都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论文娶妻生子，但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这些“白领”农民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家乡的地已经不知道谁在种。自己这一代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下一代一定要改变！”调研中，我深感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 现代 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在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中，技术人员占%，中层管理人员占%。这个比例说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在企业中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除了身份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分离和融入还处于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期，由于打破城乡分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农民“血统”还会延续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具有独特的 经济 需求和 政治 诉求。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正像“涅般木”中脱胎换骨的“凤凰”，此时此刻最需要社会给他们一对展翅高飞的双翼。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乃至得到应有的满足。
农民工处于何种生存境况？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生存境况的主要问题是：
（一）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月工资在600元以下，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有的企业主直言不讳地向我们抱怨，“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去年以来，尽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看来一些地方还有50%左右的农民工难以按月拿到应得的工资。
（二）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比如，浙江%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800元以上，听起来不算太低。但是，这绝不是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报酬。笔者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
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就是在这个企业的食堂里，笔者看到一位农民工正在吃一碗稀饭和一盘土豆片。笔者问他，“花多少钱？”他说，“一元钱”。笔者接着问，“一月工资多少？”他说，“620元，但加班也完不成定额”。一些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某制衣公司的农民工陈飞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公司为应付劳动部门检查，还特别制作两份工资表。四川省总工会的一个调研材料反映，某服装有限公司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高达13—17小时，一周5天加班，超出了生理极限。
（三）作为“高危劳动力”，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四川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浙江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调查中我们感觉到，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低。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分析，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参加工伤保险，%参加医疗保险，%参加失业保险，%参加养老保险。该省南充市南坪区的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39人，其中农民工寥寥无几。农民工参保率如此之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相当多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农民工参保的“门槛”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但力不从心；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为城镇职工设计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个人账户转移无法衔接。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装备，农民工加班加点疲劳过度，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四川有问卷调查显示，%的农民工没有劳动保护用品，%的农民工没有经过安全生产培训，%的农民工发生过一次工伤事故，%的农民工发生过两次工伤事故。有的小企业、小作坊，化学用品管理混乱，生产、生活、仓库“三合一”，农民工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品和气体，职业病发病率很高。一方面农民工极易患职业病，工伤事故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后，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农民工把伤、残、病带回家乡，社会矛盾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
农民工 问题 有多么重要？
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已经衍生为“四农”问题，那就是农业、农民、农村 问题加上农民工问题。
为什么把农民工问题单独列出来？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其的重要性。
（一）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我国农村现在是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经营，全国亿亩耕地，人均亩，亿农户户均亩，耕地块数块。数以亿计农户的土地微小规模经营，汪洋大海的传统小农 经济 ，要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非常困难。农民工现象与这种状况密切相关，他们外出打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对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落后农村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瓶颈。因为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才能繁荣农村，才能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如何减少农民？通过什么渠道减少农民？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及时转换农民工身份，无疑是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渠道。 目前 ，我国有亿农村劳动力，除了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起码还有亿有待转移。在新的 历史 条件下，破解“三农”问题就必须抓住农民工这个关
键要素，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在新的领域中实现新的突破。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积极引导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 科学 有序地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会开辟“三农”工作新天地。
（二）农民工问题关系到 工业 化、城镇化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时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工是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农民工问题解决好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一些难点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换一个角度说， 中国 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绕不过农民工这道“坎”。现在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工业怎样反哺农业？城市怎样支持农村？我通过农民工专题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以近2亿农民工为“反哺”与“支持”的桥梁和纽带，紧密工农关系，疏通城乡血脉。比如，四川省今年上半年农民工的劳务收入经银行和邮局汇回农村亿元（不含卡汇等取到），净增134亿元，增长88.%。这些劳务收入是农民工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反哺”和“支持”，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投资和 企业 赞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实效最强。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工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非凡贡献；未来的年代中，农民工还将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载体。
（三）农民工问题关系到 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在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矛盾中，农民工问题最为复杂。特别是一些地方及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待遇，使农民工与企业主的劳资关系紧张，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不融洽，与社会管理不和谐，有的地方农民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广大农民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在城市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农民工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比如，南方某地级市每年有1万名农民工因公致残，有近5000名农民工因 交通 事故伤亡；流动人口犯罪率占犯罪总数的97%。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我国的农民工现象持续多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仅是一个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重大 政治 理论 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对农民工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理论层面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现在看来，有必要把农民工问题提升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实践和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入的 分析 和 研究 。
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做些什么？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 发展 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特别是“两个趋向”重要判断的提出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方略的确立，使农民工的就业条件和生存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对农民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地方也创造出一些很有成效的经验。目前，无论是宏观的政策导向，还是微观的企业环境，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里提出几条建议：
（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农民工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要树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近期的重点应该是，把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的突破口，制定政策法规，明确工作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
（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全社会，要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理念。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在认真 总结 各地经验的基础上，论文应当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重点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的问题。与此同时，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是治本之策。
（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对农民工的培训，实际上是要造就新一代产业工人，其意义非常重大。农民工输出地要抓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前的基本技能培训，主要措施是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提高补贴标准，试行农民工“培训券”，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之前得到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农民工输入地要抓好转移后的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特别要充分发挥用工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城乡分割的作用。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但是假如简单地将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变为市民身份，其弊端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还是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一要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二要弱化农村人口迁徙的“寻租”动机，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这些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节奏和配套，不能操之过急或单独行动。
（五）改进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农民进城的“门槛”低了，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任务就更重了。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统筹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部门，部门之间既有“各管一段”互不衔接的问题，又有“共管一段”责任不清的问题。应该从自上而下理顺农民工工作的关系，农业部应在有关司局尽快设立（加挂）“全国农民外出务工协调工作办公室”， 论文负责制定全国农民工就业规划、农民工工作政策措施、统计农民工数量、疏导农民工流向、农民工培训等。农民工较多的大中城市也要设立相应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切实维护权益，具体指导就业，协调管理事务，提供社会服务。
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有各地方、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紧密配合，中国农民工———生命力和创造力极强的“凤凰”，一定能够展翅翱翔，鹏程万里！
第5篇：川浙民工问题调查
川浙民工问题调查
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农民阶层开始迅速分化和迁徙。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义无反顾、势不可挡、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并以工人阶级后备军和城市居民预备队的姿态，执着而耐心地等
待着社会的认可。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凤凰涅般木”，是中国产业工人划时代的整体性更新。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感悟的驱使下，农民工问题成为我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我国目前有多少农民工？笔者到四川、浙江等地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总的感觉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四川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数量的巨大。一份详细材料表明，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对于这几组数据，可以作三点简单的分析：首先，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次，200万个农户举家迁往城镇，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也提醒我们这已经不单纯是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还是人口以户为单位的群体大迁徙。第三，576亿元的农民工劳务收入，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这标志着农民工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至6月份，全省有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万人；实现劳务收入亿元，同比增加61亿元。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发展的强劲势头，数量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一般认为，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有两个变量：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变量在我国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宽松，农民工的流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有两个数字可以参考。一是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二是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就业人数。据有关统计和调查分析，2004年，前者为亿，后者为亿，两者相加为亿。但这两个数据有交叉重合，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中有一些不是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人数又不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此外，有些乡镇企业改制后就不纳入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统计范围，但一线工人仍然以农民工为主体。除上面两个数据外，还有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说明农民工群体之宏大。比如，200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达亿人次，比10年前增长亿人次。农民工一般占春运客流的60以上。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农民工属于什么阶层？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是的，尽管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有多年的坎坷历史，但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农民工一直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据了解，在浙江，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都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娶妻生子，但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这些“白领”农民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家乡的地已经不知道谁在种。自己这一代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下一代一定要改变！”调研中，我深感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现代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在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中，技术人员占，中层管理人员占。这个比例说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在企业中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除了身份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
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分离和融入还处于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期，由于打破城乡分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农民“血统”还会延续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具有独特的
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正像“涅般木”中脱胎换骨的“凤凰”，此时此刻最需要社会给他们一对展翅高飞的双翼。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乃至得到应有的满足。农民工处于何种生存境况？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生存境况的主要问题是：
（一）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月工资在600元以下，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有的企业主直言不讳地向我们抱怨，“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去年以来，尽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看来一些地方还有50左右的农民工难以按月拿到应得的工资。
（二）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比如，浙江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800元以上，听起来不算太低。但是，这绝不是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报酬。笔者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就是在这个企业的食堂里，笔者看到一位农民工正在吃一碗稀饭和一盘土豆片。笔者问他，“花多少钱？”他说，“一元钱”。笔者接着问，“一月工资多少？”他说，“620元，但加班也完不成定额”。一些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某制衣公司的农民工陈飞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公司为应付劳动部门检查，还特别制作两份工资表。四川省总工会的一个调研材料反映，某服装有限公司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高达13—17小时，一周5天加班，超出了生理极限。
（三）作为“高危劳动力”，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四川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浙江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调查中我们感觉到，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低。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分析，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参加工伤保险，参加医疗保险，参加失业保险，参加养老保险。该省南充市南坪区的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39人，其中农民工寥寥无几。农民工参保率如此之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相当多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农民工参保的“门槛”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但力不从心；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为城镇职工设计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个人账户转移无法衔接。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装备，农民工加班加点疲劳过度，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四川有问卷调查显示，的农民工没有劳动保护用品，的农民工没有经过安全生产培训，的农民工发生过一次工伤事故，的农民工发生过两次工伤事故。有的小企业、小作坊，化学用品管理混乱，生产、生活、仓库“三合一”，农民工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品和气体，职业病发病率很高。一方面农民工极易患职业病，工伤事故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后，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农民工把伤、残、病带回家乡，社会矛盾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农民工问题有多么重要？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已经衍生为“四农”问题，那就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加上农民工问题。为什么把农民工问题单独列出来？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其的重要性。
（一）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我国农村现在是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经营，全国亿亩耕地，人均亩，亿农户户均亩，耕地块数块。数以亿计农户的土地微小规模经营，汪洋大海的传统小农经济，要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非常困难。农民工现象与这种状况密切相关，他们外出打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对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落后农村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瓶颈。因为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才能繁荣农村，才能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如何减少农民？通过什么渠道减少农民？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及时转换农民工身份，无疑是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渠道。目前，我国有亿农村劳动力，除了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起码还有亿有待转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破解“三农”问题就必须抓住农民工这个关键要素，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在新的领域中实现新的突破。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积极引导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科学有序地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会开辟“三农”工作新天地。
（二）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时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工是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农民工问题解决好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一些难点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绕不过农民工这道“坎”。现在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工业怎样反哺农业？城市怎样支持农村？我通过农民工专题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以近2亿农民工为“反哺”与“支持”的桥梁和纽带，紧密工农关系，疏通城乡血脉。比如，四川省今年上半年农民工的劳务收入经银行和邮局汇回农村亿元（不含卡汇等取到），净增134亿元，增长88.。这些劳务收入是农民工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反哺”和“支持”，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投资和企业赞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实效最强。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工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非凡贡献；未来的年代中，农民工还将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载体。
（三）农民工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在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矛盾中，农民工问题最为复杂。特别是一些地方及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待遇，使农民工与企业主的劳资关系紧张，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不融洽，与社会管理不和谐，有的地方农民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广大农民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在城市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农民工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比如，南方某地级市每年有1万名农民工因公致残，有近5000名农民工因交通事故伤亡；流动人口犯罪率占犯罪总数的97。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我国的农民工现象持续多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仅是一个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对农民工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理论层面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现在看来，有必要把农民工问题提升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实践和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做些什么？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特别是“两个趋向”重要判断的提出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方略的确立，使农民工的就业条件和生存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对农民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地方也创造出一些很有成效的经验。目前，无论是宏观的政策导向，还是微观的企业环境，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里提出几条建议：
（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农民工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要树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近期的重点应该是，把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的突破口，制定政策法规，明确工作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
（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全社会，要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理念。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在认真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重点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的问题。与此同时，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是治本之策。
（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对农民工的培训，实际上是要造就新一代产业工人，其意义非常重大。农民工输出地要抓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前的基本技能培训，主要措施是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提高补贴标准，试行农民工“培训券”，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之前得到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农民工输入地要抓好转移后的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特别要充分发挥用工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城乡分割的作用。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但是假如简单地将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变为市民身份，其弊端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还是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一要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二要弱化农村人口迁徙的“寻租”动机，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这些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节奏和配套，不能操之过急或单独行动。“好范文”版权所有
（五）改进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农民进城的“门槛”低了，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任务就更重了。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统筹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部门，部门之间既有“各管一段”互不衔接的问题，又有“共管一段”责任不清的问题。应该从自上而下理顺农民工工作的关系，农业部应在有关司局尽快设立（加挂）“全国农民外出务工协调工作办公室”，负责制定全国农民工就业规划、农民工工作政策措施、统计农民工数量、疏导农民工流向、农民工培训等。农民工较多的大中城市也要设立相应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切实维护权益，具体指导就业，协调管理事务，提供社会服务。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有各地方、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紧密配合，中国农民工———生命力和创造力极强的“凤凰”，一定能够展翅翱翔，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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